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纳米比亚埃托沙国家公园里，一些动物们在水塘边饮过今天的水，正心满意足地离去。他站在空旷的野地里，等待着也许将在一个小时以后来喝水的长颈鹿。非洲在太阳不会对这个中国男人有半点客气，他钻进车里像被蒸烤，走到车外又会被曝晒。可是当太阳还有10分钟就要接近地平线，当整个天空变成深玫瑰色的时候，他看到3只长颈鹿在太阳最后的光晕里缓步走来。调镜头，按快门，这一刻，他不记得自己就在前一秒钟几乎被晒晕读者。
第一次见到相机是在实践的时候，同学的父亲正在擦拭一台老式海鸥相机，它深棕色的皮壳裹着一个神秘的内里，令他着迷。高中没毕业，他不顾家里反对去一家摄影公司当学徒。22岁这年，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台照相机。他记得它的价格是1700元，那是他第一个恋人，他一直对它一往情深家。
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靠着一台相机吃饭，在20世纪90年代，生存与更好地生存比精神需求来得更迫切也更实在。在更现实的世界中，他把相机暂且包起来，选择了一个与生存与吃饭靠得最近的职业：糕点师园。
他用了7年的时间，将一间蛋糕店发展为一个投资1。5亿元的大型食品加工厂，在一切进入平稳之后，他重新拿起相机回归摄影。和身家亿万的富豪比起来，那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
为了他的光荣与梦想 ，他出生入死，深入危险地带无人区，去捕捉动物的美丽。他在镜头里到金钱豹对视，他在雪山之巅仰望飞鸟，他知道乞力马扎罗大象的哀愁，他和奔跑而来的斑马不期而遇。
在连续9次进入非洲之后，他终于知道了几点长颈鹿“约会”，几点可以拍到角马的“演出”。他也终于知道，那是比创业更惊险刺激的行程，心总像被奶油裹着，安稳而甜蜜。可是在周围堆满奶油蜜糖的店与厂里，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
他在照片被挂在北京地铁里，那些姿态轻盈、眼神静谧的动物，在非洲炫目的色彩中与都市里的人默默相望，有一种蛋糕一样的柔美气息与梦幻气质。首发
驻非某大使与夫人在地铁里看到它们的。大使找到他，要把他的作品推荐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6年6月5日，在世界环境日这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他举办了个人影展，作为在内罗毕举办的 “世界环境日”系列纪念活动的主题活动之一。
2006年初，他宣布让出总经理职位，把自己的身份彻底从糕点师改为摄影师。先生存再追梦，他用迂回的方式接近理想，却走出一条以迂取直的通途。
他叫罗红，今年39岁，他的这家食品厂名字叫好利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32
犯错的成本
莫小米
前些日采访一位高位截瘫者。他60岁了，从事体育理论工作，事业上很有成就。可是说来令人难过，当年他是一名英姿飒爽的体操运动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20多岁时从吊环上落地，一个动作出现差错，偏偏本应在一旁的教练又正好走开，导致了他的大半生在轮椅上度过。
也许是由职业决定的，这世界上有些犯错的后果是如此严重，比如司机肇事的差错，比如医生误诊的差错；这世界上有些犯错的后果又是如此轻描淡写，没关系，错了就改，没关系，算是交了学费，没关系，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不怕犯错，有错就改，真是这样吗？
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这样批改作业的：把我们的作业本拿起来对着亮光照一照，有擦过橡皮的痕迹就要扣分，超过3个痕迹就要重写，重写时标准还是一样，所以就有做一次作业用了半本练习簿的纪录。
他不许我们错，甚至不能容忍我们已改正的错，那时我们对他恨之入骨，长大成人后才知老师的用心良苦。在他的苛刻要求下，我们后来就很少写错了，再后来就基本不写错了，判断失误的差错当然是有的，但随心所欲的笔误是绝对没了。
老师让我们懂得，一个错就是一个错，即使改过来也有痕迹。
他让我们懂得：要是改过来太容易了，我们就会轻易地犯错。
直到今天，每每看见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犯错的人和事，我就知道，那准是改正太方便了，用今天的说法是，犯错的成本太低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9
大学者与“土包子”
卞毓方
笔者曾和季羡林老先生共进早餐和午餐，那还是在他住院之前。前者是我去早了，正赶上他忙，还没顾上用早点，得，客来了，那就放下手中活，一起随便吃点东西吧；后者是我去迟了，或是谈话时间拖长了，碰上开饭时间，拉你一起上桌。先生的食谱——你可别抱多大奢望，粗茶淡饭，淡到说不出什么印象，拼命回忆，仅依稀记得早餐有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有馒头、大葱、青菜，此外还有一杯茶。对了，先生特别喜欢吃花生米，在301医院，笔者曾细问过他的饮食，早餐仍保留这种一贯制的小吃。问，您这么大了，又没有装假牙，怎么嚼得动？先生笑笑，说，没问题。
也曾请先生出外吃饭，专门选择了一家上海饭店。先生以他惯有的诙谐，说：“今天既然出来，打定主意就是要让你多破费几文，可是胃不帮忙，我的胃是农民的，只对青菜萝卜豆腐感兴趣。”结果，点的只是一碗面条，外加几碟家常小菜。
先生自1946年留学回国，端上北大的饭碗，就与贫困绝缘。不仅脱贫，而且致富。前几年，杨澜在凤凰卫视对季先生作过一次访谈，其间问到：“你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国内，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呢？”先生回答：“钱多。”他接着解释：“当时副教授月收入50元，正教授80元，而一石谷才2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所以我选择了回国。”这说的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事。那么，50年代呢？据先生自述，50年代初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每月100元，总共445元。这收入是相当高了。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1。5元至2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元一只。
先生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他的业余爱好得到旁证。50年代初，他开始收藏字画，自订标准：“齐白石以下的不收。”务必记住这个标准，先生要就不玩，一玩就动真格的。齐白石以下，是今人，今人他不入眼，他要的是清代明代元代宋代而上，是古籍，是文物。玩的就是心跳，仗的是什么？是钞票！
不管先生有多少钱，小时候的烙印，总也磨洗不掉。他在官庄是一个穷娃；在济南，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穷少年；四年清华，贫穷依然和他如影随形。先生曾告诉笔者，一日三餐，他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去食堂，那时，好菜都被人吃光了，他就买点剩下的孬菜，一个人飞快吃罢了事。查《清华园日记》，季羡林收到了稿费，自我犒劳，通常只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荸荠，偶尔奢侈一下，请别人，至多烤鸭一只；而朋友请他（当然是穷朋友），情形有时更惨，譬如，他1933年11月13日的日记说：“过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被人拖走了，拖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接着又是上体育。满以为晚上可以把过午的损失补回来，于是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又被人拖走了，是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仍灌了一肚子豆浆。”
穷小子当上大学教授，乌鸦脱胎变成凤凰，骨子里，还是一股逼人的寒酸气。和季羡林交往，你绝对看不出半点富贵相。据他的儿子季承说：“爸爸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亮着电灯，只要没人看书，他就把它关掉，在自来水前洗东西，时间一长，他就要呵斥，所以后来我和姐姐帮他洗衣服、被褥，干脆拿回自己的住处，洗好了下次再带来。”
另一方面却又异常大方：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求到他，必然出手帮助。这种菩萨心肠，令人油然想起他的专业：佛教研究。先生偏又不信佛，他这么做，是缘于对贫穷的感受，对他人的关爱。李玉洁老师说：“以前在朗润园，这样助人为乐的例子多了，先生有一点，赞助了还不让说，他说这是出于真诚，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
史学家、剧作家兼报界元老唐振常先生精于美食，著有多种饮食小品，友人谭其骧先生曾分析其独特优势：“从小有吃——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根底；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市面大，吃的机会多。”唐先生闻言大笑，深以为然。与唐先生相比，季先生落败在第一项，这是最为关键的，尽管他后三项毫不逊色，然而，财富、地位能改变他的命运，却改变不了他的底色，由幼及老，他始终是一个“土包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8
诚实的拒绝
张翔
前些天，一个建筑公司的朋友跟我谈起他刚失之交臂的生意时，频频叹息，颇感遗憾。
那是法国的一个服装公司想到深圳来做一个展销会，其中需要搭建一个巨大的舞台，于是找到他们。当然，同时也找到另一个德国独资的建筑公司，作为竞争对手。
当策划出来之后，他们准备与客户商谈。而在此之前，他们早已经悄悄摸清德国公司的计划，对方开出的完成时间是20天。他们合计一下，这也正好是他们至少必须的建设时间。显然这样他们就不占有很强的优势了。于是，他们就将策划中的建设时间强制改为了16天，整整压缩了4天，这就意味着他们得以超常的速度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