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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时刻
●＇美＇亚伦·汉斯科姆 〇北 洼译
“吃人魔王汉尼拔”曾经担任我家乡的名誉市长。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那是一天清晨，我正沿着我们那条精巧的主干道漫步。他当时正惬意地坐在当地一家熟食店外的桌子旁，就着高脚杯中的橙汁狼吞虎咽。吃完后，他微笑着舔舔嘴唇，我知道他肯定对刚才的食物非常满意，感到回味无穷。而那些食物说不定就是某人的“肝脏拌蚕豆”。
在现实生活中，安东尼·霍普金斯并不是偶尔出现在我眼前的唯一银幕明星。我是在好莱坞附近长大的，所以不仅看到过“洛基”打高尔夫球，还看到过“阿甘”在公园散步（好玩的是，他并没有随身带着一盒巧克力）。
多年以后，我才不再对这些熟悉的面孔感到惊奇。过去，我也是一个伽利略式的“追星族”，为那些仿佛来自遥不可及的银河系的生物神魂颠倒，感到他们都是被上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能力，才会那样光芒四射。
在西班牙生活的一年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后来成为了我妻子的玛丽亚。
现在回想起我刚结识玛丽亚的几年时光，那些情景依然如同电影画面一般，历历在目。
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我们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也忘记了激情不会永不消褪的现实。外出漫步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每到下午，我们就爱到塞维利亚的中央公园去溜达，消磨时光。那里的树木枝叶茂盛，可以遮蔽外界的喧闹和这座西班牙南部城市上空的炎炎烈日。
当我结束了在西班牙的生活后，玛丽亚平生第一次勇敢地登上了飞机，来到加利福尼亚。她向我承认，之所以来到这里，除了能与心爱的男友在一起外，心中还藏着一个秘密：期待至少能见到一两位好莱坞明星。
她的愿望几乎立刻就实现了。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洛杉矶的西木区时，我们遇到了一群人，他们正在急切地往警察设置的路障内张望，睁大眼睛等候那些参加电影《大开眼界》首映式的名人的到来。那可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那晚我们见到了许多好莱坞的一流明星和导演：汤姆·克鲁斯、妮可·基德曼、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希尔维斯特·史泰龙、朱迪·福斯特和达斯汀·霍夫曼。
他们看起来一个个光彩照人。
5年时间，转瞬即逝。玛丽亚和我搬进了我们在洛杉矶的第一套公寓住宅。每天到我们家附近的街道上遍寻名人几乎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明星真正渴望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可我们却让这种机会溜走了……
最近我看到哈里森·福特一手提着外卖食品袋子，一手领着一个笑嘻嘻的孩子走出了酒店。他不再是电影中的印第安纳琼斯，相反，他只不过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真实的人而已。
婚姻也已经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需要每天外出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玛丽亚后不久，我们乘坐飞机回到了西班牙看望她的家人。抵达塞维利亚后，我们决定像我们相识的第一年经常做的那样，到中央公园里去走走。这一次我们恰巧碰见了玛丽亚的几个朋友，他们马上就猜出了为什么玛丽亚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也很有名气了。”当玛利亚一次次举起手中的订婚戒指时开玩笑说。
我站在那里充满羡慕和自豪地看着我未来的妻子，忽然意识到，其实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明星：在单调而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隐藏着许许多多的闪光时刻。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4
瑞典：清官是怎样炼成的？
●丁 刚
今年9月，瑞典举行了四年一度的大选，社民党失利，由四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获胜并组成新政府。可没想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原因之一是两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多年前漏缴电视费的问题被媒体曝光。
电视费是个什么东西？根据瑞典法律规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200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这笔钱主要用于发展瑞典的文化事业。
瑞典人缴纳电视费基本上是靠自觉，因为这不像有线电视，交了费才能开通。在瑞典看电视，只要接上线就能收看，即便是你没缴电视费，也没有人会断了你的线路。笔者在瑞典学习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都有电视机，大多是捡来的，但个个都能看，当然，他们大多也不缴电视费。
不过，瑞典的普通家庭一般都会主动缴纳这笔钱的，因为电视机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家庭用品，如果不缴这笔钱，就会有偷税、漏税之嫌。记得我当时的房东诺迪鲁斯就有一台旧彩电，可他眼睛不好，常常是以收音机取代电视机。有一天，他告诉我，不看电视还要缴费，不合算，他打算把电视机捐给慈善机构。第二天，他停缴了电视费。可谁料到，停缴没几天，突然就有了重要节目，记得是东德与西德合并仪式的实况转播。
诺迪鲁斯是从匈牙利来的移民，这件事对他来说自然十分重要。那天下午，他后悔地直说：“这个季度的电视费真不该停缴。”我觉得他傻得有点儿可笑，便对他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接上线，就可以收看。今晚看了，明天不看不就完了。根本不可能那么巧，刚好就有人来检查。他听了这话，睁大了眼睛瞪着我，半天没说话，那样子就好像是我让他去干什么天大的坏事。那一晚，他硬是听了几个小时的收音机。
时间一长，我对诺迪鲁斯对法律充满敬畏感的处事方式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有一次，我和他坐小火车去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小城。小火车一般有两三节车厢，有一节为持月票者专用。门口挂着个红牌子“本节车厢没有检票员，为持月票乘客专用”。
通常，瑞典人都会自觉遵守规定。但那天因为时间紧，我和他没买票就先上了车，准备在车上补票。可没想到，一着急上了月票乘客专用车厢。诺迪鲁斯看到“月票专用”牌子，立即在我耳旁小声地说：“糟糕，糟糕，我们上错了车。”看他说话的神气，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到了下一站，他拉着我下车，飞快换到另外一节车厢，主动补了票。
诺迪鲁斯的不同还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还是一个能够主动维护法纪的公民。有一次，他和我去图书馆还书，忽然看到有辆汽车停在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上，可车上却下来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图书馆。诺迪鲁斯很生气，嘟囔着就走了过去。当他看到那辆车上并没有带“残疾人证明”，干脆就笔直地站在那儿不走了，那模样儿就像是在执勤的警察。
不大一会儿，小伙子跑了出来，诺迪鲁斯立即上前和他理论。他教育那小伙子说：“这是残疾人的停车位，你不应停在这里。”小伙子似乎是见惯了这号爱管闲事的人物，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赶紧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可诺迪鲁斯还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指着远去的汽车喊道：“这是要罚款的！”
也许，听我讲了诺迪鲁斯的几个段子，大家就会或多或少地理解，瑞典人为什么会死死揪住缴电视费这样的小问题大做文章。在一个视法纪为生命，而又少有特权的社会，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无法容忍任何人任何无视法规的举止的，当然，也无法信任有过这样“前科”的人来当他们的领导人。
瑞典新政府成员的丑闻被曝光后，也有一些人感到惋惜。他们认为，这两位大臣为了十几年前的错误而辞职，特别是其中一位还“才貌双全”，对瑞典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损失。但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却说了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主流民意：“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其操守必须成为楷模。甚至民众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正是像诺迪鲁斯这样自己严格守法且又爱多管闲事的公民“造就”了一尘不染的“清官”，使他们必须120％地检点。因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瑕疵，即便是陈年的老账，他们也不会放过，也要翻出来折腾一番。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2
人之老
●陈 村
阿城说：男人这锅汤，煲到五十岁算是煲好了。
那时他已五十，我尚未及格，不免狐疑。等我也五十，再次狐疑，觉得“煲好了”还是说早了。人的这锅汤，不要放鸡精，煲来煲去能煲出不同的滋味。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很不错，但将老只当作被人“老”（尊敬、赡养）不免有缺损。如果是某些动物倒也干脆，譬如螳螂吧，一交配完留下后代雄性当场就义，公蜂大抵也是这下场。人却不同，要父系母系一起抚育后代，照顾好私事，还对公共事务发言。人的受教育期那么漫长，活活把父母等老了。人一老，头白齿摇、皮肤打皱、动作慢了三拍。他们动辄提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之类格言为自己壮神，动辄回忆童年少年。年轻人一听见“老底子如何如何”心烦得很，宁可吃亏也要耍酷的。当商业也进入时，年轻更成了辉煌的卖点，人生被修理得只剩前头的二三十年。
老头老太见多识广，看看过去就知道现在，看看现在就明白将来，年轻人不那么狡猾，肯动一些没名堂的脑筋，肯费蛮力，新世界是他们创造的，正如新生命是他们创造的。年轻的毛病是被荷尔蒙迷了心窍，忙于垦荒播种，哪有时间来细辨天地人的种种蹊跷。当河流走到下游，才能浮起最大的舟船。人既老，除个别杰出分子，传宗接代的任务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