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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丙申，诏举将才。
时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驰，文吏箝制弁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嗣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权，俾得展布，庶已，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乃是诏内外官各举其人以备任使。
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万历元年，神宗皇帝当时只有十岁。前则故事道出小皇帝的好奇心，想打听建文帝的下落。张居正及时阻止他的企图。因为他毕竟是高祖朱棣的十一世孙，正是他的祖先，当年发动“靖难之役”，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叔侄争权虽是家事，但皇位从此落到朱棣这一脉系，毕竟来路有些不正。这件事在民间一直存有非议，许多人对建文帝抱有同情。朱翊钧少不省事，才打探这件事情。张居正若附和或者怂恿小皂帝为建文帝正名，势必会在朝野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轻者摇憾政局，重则动摇国是。因此张居正才有以上一番言语。尽管当时就有人对张居正没有借此机会为建文帝表白幽怨隐恨表示不满，但从稳定政局角度考虑，张居正采取的方法无可指责。
后一则故事更是表明张居正以史为鉴，向小皇帝灌输“富国强兵”的思想。让小皇帝由古及今，认清当朝“武备废驰，文吏箝制弁员”的弊政，并由此作出推举将才的决定。
事实证明，张居正的教导卓有成效。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初一，天空出现日全食。在古代，大凡出现灾异，君王便认为是上天示警，便要立即检讨自己的过错。因此，就在这一天，小皇帝为对天象表示敬畏，在宫中制作了一块牙牌，上面写了十二件事：“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
当小皇帝将这一块牙牌拿给张居正看时，张居正非常高兴，趁机教导说：“此数事者，虽因天变自警，其实修身治天下之道理全在于此。皇上可终身奉行。”接着又说：“懂得这些道理并不困难，但要身体力行就不那么容易。从今以后，皇上所作所为，凡有与所写不一致之处，应允许左右执牌以谏。”
此时，十三岁的皇帝朱翊钧，如其说是一个好皇帝，还不如说是一个好学生。他对张居正十分尊崇，冬天经筵，他亲送银炉给师相暖手，夏天调制羹汤给师相品尝。张居正主政内阁十年，朱翊钧从未喊过他的名字，总是客客气气地称“元辅张先生”。此等殊荣，当朝大臣均羡慕不已。
朱翊钧长大后，张居正对他的严格教育也未停止。万历九年二月，张居正组织一帮儒臣编写的《列朝宝训》、《实录》成书，他再次呈给皇上。
两书共分四十类：即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侠，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桑，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却贡献，慎赏赍，敦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戎狄。
从这四十个题目就可以看出，这部《列朝宝训》讲的仍是修身治国的道理。《帝鉴图说》是童蒙读本，而这部书则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学了。此时朱翊钧已年届十九，且已结婚三年，属于成年人了。张居正为他制订了更为庞大的学习计划。遗憾的是，此时的朱翊钧，已失却少年的纯真。他的祖父世宗皇帝的贪婪与刻薄，父亲穆宗皇帝沉湎酒色等恶劣品质，已在他身上逐渐露出端倪。
二
关于张居正的学问根基，一般都推为法家。但他对孔孟的儒家学说，的确也有自己的发明与创意。他不主张死读四书五经，而积极引导小皇帝参悟经书背后的内容，契合孔子发言时的心境与语境。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给湖广提督学道金学曾写过一封信。摘录如下：
夫以孔子之圣，平生所志、惟在东周，生今反古，深用为戒。老不得行其道，犹修《春秋》以存周典，此岂以周之法独善于前代哉？盖为天下之礼宜尔也。今世俗皆称“愿学孔子”，乃不务遵祖宗之典，以服官寡过。而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情贾誉。此岂圣人所谓“为下不倍” 哉，恶在其遵孔氏也！
不谷素无学术，谬膺重任，思所以鼓驽钝，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犹未二、三也。窃以为今之教士，与士之为学，皆如不谷之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后有得于遵也之义，不识高明以为如何？
这封信的大致意思是，学孔若仅拘泥于字句，则非遵孔，而是抑孔、损孔。西哲有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袭其意用之，则一切学问皆是当世的学问。张居正特别强调“好言上古之事，以异趋为高，动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循贾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复古学风。
给金学曾写信不久，张居正又给南京国子监司业屠平石写了一封信，对如何治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已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行之，故与七十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
在这里，张居正进一步肯定孔子因地献策、因才施教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研讨学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入仕为官之前，此时学习就以“修己治人”为主。入官之后，其研修学问则应以“称职免咎”为主了。前为励志，后为致用。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与七十门徒探求学问，坐而论道，是因为他周游列国而谋不到经邦济世的差事。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治学观崇尚务实而厌恶空谈。经他扒梳的孔孟儒学，立足于“用”而非稽古钩沉。
总而言之，作为帝师，张居正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于历史的典籍中发掘治周的文化资源。客观地讲，他是一个好老师。
三
在中同历史中，帝师与皇帝，既是师生，又是君臣。有时候，帝师很好皇帝却平庸。有时候，皇帝渴慕知识而帝师不能传授经邦济世的韬略。像诸葛亮之于刘备、魏征之于李世民，刘伯温之于朱元璋，部属于千载难逢的君臣际遇，如云从龙，如风从虎。
设想一下，如果让张居正碰上刘邦，或让他碰上李世民，那将是一种何等辉煌的历史气象！但是，历史不接受任何假设。他所有的“富民强兵”的智慧与呕心沥血的栽培，只换回一个以勤勉开始以昏庸告终的皇帝。数百年之后，仍让人扼腕叹息。
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12
仇人与恩人
● 高永斌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某电视公司请我去主持个特别节目，那节目的导播看我文章不错，又要我兼编剧。
可是当节目做完，领酬劳的时候，导播不但不给我编剧费，还扣我一半的主持费。他把收据交给我说：“你签收一千六，但我只能给你八百，因为节目透支了。”
我当时没吭声，照签了，心想“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后来那导播又找我，我还“照样”帮他做了几次。
最后一次，他没扣我钱，变得对我很客气，因为那时我被电视公司的新闻部看上，一下子成为了电视记者兼新闻主播。
我们后来常在公司遇到，他每次笑得都有点尴尬。
我曾经想去告他一状，可是正如高中那位同学所说，没有他我能有今天吗？如果我当初不忍下一口气，又能继续获得主持的机会吗？
机会是他给的，他是我的贵人，他已经知错，我何必去报复呢？
后来我到了美国留学。
有一天，一位已经就业的同学对我抱怨他的美国老板“吃”他，不但给他很少的薪水，而且故意拖延他的绿卡（美国居留权）申请。
我当时对他说：“这么坏的老板，不做也罢。但你岂能白干了这么久，总要多学一点，再跳槽，所以你要偷偷学。”
他听了我的话，不但每天加班，留下来背那些商业文书的写法。甚至连怎么修理影印机，都跟在工人旁边记笔记，以便有一天自己出去创业，能够省点修理费。隔了半年，我问他是不是打算跳槽了？他居然一笑：“不用！我的老板现在对我刮目相看，又升官，又加薪，而且绿卡也马上下来了，老板还问我为什么做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变得那么积极呢？”
他心里的不平不见了，他作了“报复”，只是换了一种方法，而且他自我检讨，当年其实是他自己不努力。
大概前五年吧！我遇到个有意思的事。
一位老友突然猛学算命，由生辰八字、紫薇斗数、姓名学到占星术，没一样不研究。
他学算命，当然不是觉得算命灵验，而是想证明算命是骗人的东西。
原因是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师为他算命，算他活不到四十七，他发誓，非打烂那大师的招牌不可。
你猜怎样？
他愈学愈怕，因为他发现自己算自己，也确实活不长。
这时候，他改了，他跑去做慈善，说“反正活不久了，好好运用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