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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搭便车的机会变得很少，也隔得好远。前一晚我并没有睡，因此现在感到疲惫而且困倦。我越过马路走到另一边的农田，躺在一棵橡树旁的草地上试着入睡。但很难睡得着，因为附近田地上的拖拉机发出愉悦的声响，离我几码处有两只狗追逐着一只兔子。我还听到山丘上农舍里有小孩子玩耍的声音。我闭上双眼想象着我正闻着苹果派诱人的香味，我仿佛看见我的家，那个我在一时愤怒下毫不犹豫离开的家。我想知道我的姐妹们现在在做些什么，还有，我妈妈会煮些什么吃的。当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总是说：“儿子，这是我特别为你做的。”
我不能再想了，我必须走了。我带着新割稻草的香味，开始踏上漫漫归乡路。但那还是我的家吗？我的父亲是公正的，但他也很固执。
有一辆车停下来载我，有人可以聊天真好，司机是一位业务员，人很好。
“孩子，你要去哪儿？”他问道。
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口回答：“回家。”
“你都去过哪里了？”他问。
我知道他不是爱打探别人的隐私，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是真的很感兴趣。“哪里都去过了。”我说。
“离开家很久了吗？”
我微笑着，有一点点得意地回答：“一年一个月又两天。”
他没有看着我，但他笑了。我知道他明白。他告诉我他家人的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和我一样大、一个比我大。当黑夜来临时，他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且坚持要我加入。我全身都很脏，因此我告诉他我会让他丢脸，但他不许我拒绝。他打算晚上待在那里，在我们吃完饭后，他说服我那晚也一起待在那里。他说，我可以在那里清洗干净，休息一下再走。他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我告诉他我没有什么钱，他已经帮我付过晚餐了，我不能再让他替我花钱了。
但我还是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后，我向他道谢，但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你知道吗？我的大儿子离家两年了——两年又十五天。”他看着远方，然后说：“我希望有人也会好好地对待我的孩子。”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握了握我的手，温暖地对我笑了笑。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客气，”他说，“祝你好运。”
两天后，我离家仅剩50里路。我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夜晚缓缓地降临，我仍然走着，并不期待有车会停下来。有一股内在的驱动力促使我向前走，往家的方向前进。但我走得越快，就越忐忑不安。如果门廊是暗的，我该怎么办？我要去哪里？
一辆大卡车减慢速度停了下来，我跑向前，坐了进去。
“你要去哪里？”黝黑壮硕的驾驶员问道。
“从这里大概四五十里路的地方，你会开那么远吗？”我问他。
“更远。”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我们之间很少交谈，他不太和我聊天。我假装睡着了，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30分钟后开始下雨，刚开始很和缓，然后大片大片地落下。我睡睡又醒醒。
然后，当大雨倾盆而下时，我们已经很靠近我父亲的农场了。我相当地清醒。门廊上会有灯亮着吗？我在黑夜的大雨中张大眼睛眺望着。突然，我们已经到了那里，我不能看，我不能忍受看了却看不到灯亮，我紧闭上双眼，心怦怦地跳着。
这时，驾驶员突然大声地说：“你看那个房子，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栋房子里一定有人疯了，门廊上放着三四把椅子，每把椅子上都放着一盏亮着的灯。一个老人在那里拿着手电筒对着路照，而门廊的灯也亮着。”
——摘自《读者》2007年第15期P4
鲁迅后院的蜗牛
●陈丹青
想起朱安，眼前就浮现一口井。那深深的院落，高高的围墙，阴晦的天气，一个又一个孤寂的上午、下午，夜里颤抖的星星……无不使人联想起“心似枯井”这个词语。即使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那八道湾胡同或砖塔胡同，这口井仍一如既往地空旷、孤寂，几乎令人害怕。
鲁迅反感朱安，有充分的理由。1906年接到“母病速回”电报，鲁迅匆匆赶回去，却发现家里一片张灯结彩，惊愕之余很快就明白了。他没有反对，甚至对家里人给他戴假辫子，也没有表示特别的不快。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切反对都于事无补。而朱安，一个过于平凡的绍兴女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不但毫不漂亮，连一般年轻女人的活力都几乎没有一点儿。虽然鲁迅不至于以貌取人，但我想当他看见母亲给了他这样一个“礼物”时，总不免有些寒心。如果朱安漂亮一点儿，哪怕就是像胡适原配江冬秀那样，对鲁迅可能也是个安慰。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当朋友向鲁迅打听成婚的事时，他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没有我的事。”婚后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不想回去睡觉，后来干脆躺在书房里。婚后第五天，他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带着二弟周作人去日本了。
上帝的居心，有时真让人怀疑。像鲁迅这么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闯将，怎么偏偏会碰上朱安这么一个最守旧最庸常的女人？ 鲁迅也曾想和她沟通。有一次，跟她说日本有一种甜点，很好吃。朱安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她可能太自卑了，急着要讨好这位“大先生”，反令鲁迅不快。那种甜点，不但绍兴没有，整个中国都没有的。 鲁老太太还知道点外面的事，能看看新书报，她是一点也看不懂。当鲁迅的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来了，小鸟一样在院子里喳喳叫，她一句话也插不上，只能静静地呆在自己房里。她的心里，真能像外表那么平静吗？
五四之后，风气渐开，郁达夫、郭沫若等与鲁迅一样饱受旧式婚姻折磨的作家，大多挣脱了束缚，开始了新生活。也有人劝鲁迅离婚，鲁迅肯定早就彻夜不眠地考虑过，但还是难以跨出这一步。鲁迅年龄比郁达夫、郭沫若大很多，受传统影响更深，不能像郁达夫、郭沫若那样放得开，估计这是一个原因。但他主要顾虑的还是朱安。按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被退回娘家，就会被认为是被“休”了，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使她处于极难堪的境地，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有些性格软弱的女人竟会因此而自杀。 鲁迅显然是不忍把朱安推到这样一个境地的。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谈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婚姻：“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什么是伟大？能为别人担当起痛苦，就是伟大。郁达夫、郭沫若都是浪漫、潇洒的，他们的选择在当时情况下无可指责，但显然与伟大无关。
而“陪着做一世的牺牲”的，不仅是鲁迅，还有朱安。朱安这个女子，嫁给鲁迅实在是天大的不幸。她如果嫁一个普通的男子甚至就是村夫莽汉，可能也比嫁给鲁迅幸福。贫贱平凡的夫妻总还是夫妻，朱安与鲁迅却实在算不上夫妻。她曾向人诉苦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一个妇人对外人说出这样的话，内心的凄楚可以想见。她日常生活的中心就是侍候鲁迅的母亲，也真应了鲁迅当年的话：“是母亲娶媳妇。”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还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而朱安，却真的“做一世的牺牲”，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鲁老太太，迟迟的日光，夜夜的空房……
过着与世隔绝一般生活的朱安，并非真的心如枯井。其实，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鲁迅的关系，只是与鲁迅在人格、思想各方面差距实在太大，渐渐也就没有了机会。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房东的妹妹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她凄凉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读了这朴实而悲惨的言辞，我不禁泪下——一只蜗牛！我怜悯朱安一生悲苦的命运，更惊异于她对自己处境的准确体认——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对世界的感悟啊。哪一个文学家，就是鲁迅，也没有想到用这么一个比喻来形容朱安吧？ 朱安一生的苦难，只有自己知道，这个比喻，也只有她能想象得到。她没有文化，但她深知，她就是一只永远也爬不到墙顶的蜗牛。朱安因这个比喻而定格。如果把封建礼教比作一口深井，鲁迅和朱安都被困在井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鲁迅历尽千辛万苦，总算爬上来了，虽然遍体鳞伤；而朱安，永远爬不到头！
我止不住想，像朱安这样一个生命的诞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出荒诞得令人泪下的悲剧呢？ 我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儿过于大胆的想法：鲁迅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朱安与许广平，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 正是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断了他的后路，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一个伟人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安成就了鲁迅。两个反差极大的生命体被捆绑到一起，激起巨大的思想和情感波澜，不和谐处被极端放大，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