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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贴出的第二天，第一位债主便上门了：“你丈夫在我那里买了稻谷，还有六七百块钱没给。”来人没有提供任何凭据，但陈美丽如数支付。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上门来要账的债主有10多个，债务总额达5万多元。其中一半的债，陈美丽从没听说过。而债主本人也没有凭据，但她都一一偿还，因为她坚信， “人家不会在这种时候来糊弄我”。
债主刘林根坐在陈美丽家门口，忍不住感慨，自己原本不知道怎么跟她开口要账，不料她反倒先把告示贴出来了。他没想到，这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女人， “考虑事情这么周到”。
不过陈美丽“没想到债会有这么多”。家里拿到的6。7万元死记亡赔偿金，2万多元用于支付丈夫的医药费和身后的丧葬费，剩下4万多元，全部用来还了债，最后竞还有1万多元的债，再也没钱偿还。
为此，她的婆婆程秋英甚至有点后悔送儿子去医院急救，否则可以省下1万多元医药费，刚好拿来还债，这个家从此便不用再欠人钱了。在贴出还债通告之前，陈美丽曾跟婆婆商量。这个几乎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农村女人，坚定地支持了儿媳的决定： “我们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能让别人受苦。借了钱，就得还给人家。”
她指了指两个小孙女，说： “我只想让两个小鬼长大后能够直起腰来做人，不会被人家指着说，你们家借钱不还。”
也有人给陈美丽还钱。小学教师黄诗平的哥哥曾经卖木头给王云林，王云林付了钱，却一直没把木头运走。在陈美丽贴出通告后，他把这笔钱退给了陈美丽。
欠债还钱，这个乡村里的人对此似乎不觉得有多特别，直到上饶市一家媒体率先报道了陈美丽替夫还债的故事。随后，陈美丽家迎来了一拨又一拨记者。她的故事被国家级的通讯社报道，在网上广为流传，被网友热评，甚至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一位网友这样评论： “陈美丽的举动是最淳朴的诚信之体现。”而另一位网友评道： “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心灵深处的伟大。”
但这种“风光”，陈美丽并不知道。她家里没有电脑，也没有报纸，唯一一台电视机只能收到有限的几个频道。只是每当听到有汽车停在屋外的声音，她会迎出来，谦恭地站在木门口。“他们不怕辛苦，这么远跑过来，说明他们关心我。”她的眼眶里噙着泪水。
当记者追问她为什么要贴还债通告时，这个只上过小学的女人只是一遍遍简单地回答：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她就认这个理，也只说得出这个理。
当有人把对她的种种赞美之辞转述给她时，她便低着头，眼睛直直望着屋里的水泥地面，双腿并拢在一起，不时用一只手去摸另一只手，似乎不知道双手放在什么位置才合适。
但事情的发展让陈美丽的邻居黄鹤有些不满。据他介绍，正是他最开始将陈美丽替夫还债的故事报料给了媒体。他并不是想借助媒体来赞美陈美丽的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能引起相关责任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不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而应当给这个弱女子更多的实质性帮助。
而媒体似乎只关注到陈美丽这一举动的“美丽”，没有人关注她心里有多么难过，对未来有多么担心！
他注意到这个女人的脆弱。当婆婆不在家时，她会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总是抱着女儿到邻居家串门聊天。
“一个女人要养活这么一大家人，她该怎么办”他激动地摊开双手问道。而她年过花甲的婆婆则坐在屋外边说边悲伤地哭着： “只留下我一个老寡妇和一个小寡妇，你说我们怎么办”
不过，因为这些报道，乡政府目前已免除了陈美丽大女儿王颖上学的全部费用。并且，当地相关部门已经“前往陈美丽的家乡收集陈美丽故事的材料”。并将陈美丽申报为“感动铜都十大人物”候选人之一。
两个女儿完全体会不到这个家庭遭遇的灾难。院子里，7岁的王颖微笑地看着家里的两只小鸡在地上摇来晃去地觅食，偶尔还会回头冲陌生的记者做个鬼脸。她只知道自己几个月前没了爸爸，对其他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而奶奶程秋英的怀里，10个月大的小女儿王晓卓，从地上抓起一颗蚕豆大小的石粒塞进嘴里。程秋英慌忙用她枯瘦的右手食指把石头抠了出来。小女儿不满地哭了起来，转瞬间义望着院子里的陌生人笑了、咧开的嘴里，刚刚长出两颗小牙。她用两只脚交替着在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上踩来踩去。她不知道，脚下这块石头和嘴里刚刚含过的那颗石粒。正是5个多月前，爸爸从外面拉回来，准备修院子里的地面用的。但这工程没有完：爸爸便离开了。而她的妈妈，德兴市委宣传部要求她最近待在家里，以便随时接受媒体采访。
“过了这段时间，我想去打工，挣钱养活婆婆和女儿。”沉默了好久的陈美丽，突然抬起头，语气坚定地说。
“想去哪儿打工呢”
她想了一想，有些茫然，凄然说道： “不知道。”
（一泓秋水摘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2日）
海滩上的夫妇
◎＇美＇克里斯丁·帕拉特 ○陈 明编译
泰国南部的这一处海滩曾经非常美丽——细细的白沙像地毯般厚实，远处，渔船点缀着平静的海面。这是仿佛只有在梦境里才有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和同事卡梅朗沿海滩走着，不时跳过散落在海滩上的什物。2004年12月，那场夺去了几十万条生命的海啸给这里留下了满目疮痍。现在的海滩看起来更像个工业垃圾场，砖头瓦块、残缺的汽车与棕榈树乱七八糟地堆积在一起，还有不少私人物件，散落各处，像一座座悲哀的墓碑。
我在一个慈善机构从事营救工作。海啸发生后，我被派到泰国南部。我以前曾到过泰国，对这里的山水和人民一往情深，我称它为“一个微笑的国度”。我非常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时，立即感到这是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在我心中引起强烈震撼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破坏，而且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失去一切的惨状。
我在营救工作方面并未受过特殊训练。几年前我曾去蒙古救过灾，不过只是去做调研工作。我对危机中的人们了解多少？我知道的只是，成千上万活着的人失去了家园，多的人失去了生命。
我叫住卡梅朗：“我想到卡拉克海滩去。”那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于是我们开车去了那里。一下车，目光所及皆是废墟。巨大的棕榈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像刚从刨木机里出来；砖头房屋变成了红色的灰土；柏油路裂开了口子。我们俩吃惊地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海滩一片死寂，海啸中的遇难者——至少尸体被找到的人——已经被运走。但是他们的遗物还留在沙滩上：这里一只鞋，那里一片布条，还有丢下的锅和盆子，到处都是人们遗落下的东西。是的，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捡起一只撕烂了的鞋，思绪万千。穿这鞋的人可能正在回城的路上，海浪击倒了他，他的家人没和他在一起，再也不能向他道别了。
卡梅朗和我朝水边走去，突然，他的脚踢到了什么东西。他站住，弯腰捡了起来：“这是什么”他说，“一部摔破了的数码相机。”他递给我，我拿在手里端详起来。这算不上是昂贵的相机，就像一般出门旅游的人随身带的那种，沿途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然后拿回家存在电脑里。现在它已没法用了，我正要丢了它，“等等，”卡梅朗说，“说不定里面还会有照片。”他撬开相机，取出里面的存储卡，交给我。
那天晚饭后，卡梅朗说：“咱们来看看那卡里有什么照片。”我们在宾馆的电脑上将存储卡打开了。随着电脑的“嗡嗡”声，一张照片出来了，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可能是欧洲来的旅游者。在落日的余晖里，他们正在一家宾馆的海滩酒吧吃晚饭，我猜可能是眼务员帮他们照的。另一张照片，还是这对夫妇，在海滩上，灿烂地笑着。电脑设定了幻灯片式播放，我们惊讶地看着一幅幅愉快的场景。然后，照片出现了不祥的画面。
现在照相的人把注意力转向海上。海滩上，人们正在蓝天下散步，海水退下了不少，海浪出奇的低。实际上，孩子们玩耍的沙滩原本应该是淹没在水里的。地平线上，一排大浪开始形成，延伸到了整个地平线。“没人意识到正在到来的危险。”我说。
下一张照片出来了，再下一张，再下一张，随着每一张照片的出现，海浪越来越近，停在海上的船被海浪压了下去。最后一张照片里，像山一样高的海浪，马上就要扑上岸来。
卡梅朗和我坐在那里，被照片中的情景震慑得说不出话来。“就像坟墓里的回声，”最后，卡梅朗开口说，“这是这对夫妇一生的最后时刻。”“我们得把他们的家人找到，”我说，“我们应该把这些照片交给他们，这样，亲人们可以感觉离他们近一螳，向他们道别。”
我的前妻莫娜是在教堂大会上：讲演时突然去世的。我没能最后一次拥抱她，没能见到她最后的微笑，只有她最后的声音留了下来——牧师把她讲话的录音带交给我。现在，我只能听听她的声音，这才能带给我些许慰藉。将心比心，我要尽力找到这对夫妇的亲人。让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了却他们的心愿，使他们不再悲伤。
从相貌上看，这对夫妇好像来自北欧。几天后，我和卡梅朗到了曼谷，立刻带着照片去了瑞典和德国使馆，没有结果。我们搜索了贴满遇难者照片的广告栏，还到医院去寻找，仍然未果，只好悻悻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