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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葛洲坝工地，为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过水后的情况，年近80岁的他，乘坐一只封闭的压气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开沉箱的工人惊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敢
2000年4月，年近九旬的张光斗教授在三峡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往水下钻！”
正在葛洲坝工程进行现场设计审查的他，突然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他立即返校。他匆匆赶回北京，推开家门，等待他的竟是惊人的噩耗——他37岁的长子因突发急病抢救无效去世。
打开儿子的抽屉，看到十几张没有上交的病假条，他知道孩子一直在拼命地工作。
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里，两天没有出来。两天过后，他走出房门，拿出的是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接到这份意见书，泪水夺眶而出。
最大梦想的实现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那一年，张光斗80岁，建设三峡工程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
面对汇集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总字数达300万的报告，他每天拿着高倍放大镜，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审核。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光斗，每年至少跑两趟三峡工地。爬孔洞，下基坑，哪里不放心，他就往哪里去。他说：“工人师傅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2002年4月，90岁的张光斗第21次来到三峡大坝工地。和往常一样，他脚穿水靴、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布衣，顺着脚手架往大坝上缘的导流底孔登去。这是工程的一处要害部位，混凝土表面哪怕有一点点不平整，都将是大坝安全的隐患，所以，他一定要去看一看、摸一摸。
10米，20米，50米，55米……跟在后面的人看到他的双腿在微微发抖，但他依然顽强地向上攀登。查看了两个底孔后，他回到了地面。“我实在是爬不动了。”他说，“要是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
2006年5月20日，张光斗在家中收看爆破拆除三峡大坝围堰的电视直播，当礼炮般的爆破声响起之时，94岁的他激动得站起身来……做一个好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
不去大坝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张光斗会提着书包、拄着手杖，出家门沿一条小路朝清华园的办公室走去。手杖在小路上磕出笃笃的声音，花开花落，风雨无阻。
踏着这条小路，他迎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他还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他在清华园的讲台上整整站立了50个春秋。“一条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洪道”，这个例子，张光斗从20世纪一直讲到今天。
坚持理论与工程技术实践相结合，是他毕生的教育理念。
学生们交论文，他要先设一道槛，看有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如果没有，立即退回。他告诉学生们，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因为水是流动且变化的，如果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
他打分的标准很奇怪，学生如果只是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即使全部正确，他顶多给3分；学生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又言之有理，即使尚显幼稚，他也会喜上眉梢，一定给5分。他告诉学生们，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张光斗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他的特立独行，他的逆向思维，乃至他的严格、严谨，都传达着一种穆如清风、淡定忘我的风范。
张光斗对学生们说得最动感情的一句话是：“做一个好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
张光斗已是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材，其中包括16位两院院士、5名国家级设计大师。
1997年，85岁的张光斗决定学习使用电脑。当时他因为患有青光眼、白内障，手又发抖，写的字别人很难辨认，他感到非常苦恼。学用电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工作。为此，他学会了拼音输入法，由于视力太差，为了减少拿着放大镜在屏幕上找字的时间，他硬是把每一个字所在的顺序位置背了下来。
他伏身在电脑前，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敲着键盘。1997年，写下了《科教要兴国，兴国要科教》；1998年，写下了《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是发展经济的关键》……
1996年到2000年，他写下的教育方面的书信文章就有32篇。
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
张光斗的生活已离不开手杖和轮椅了，他依然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上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和信件。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就相关问题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者写信，提出建议。如果觉得问题特别重要，他就会搜集资料、拿出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他这一生，有许多建议被中央采纳，其中包括1992年他和王大珩等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上书，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他说话不留情面。在参观工厂企业时，每听到主人兴致勃勃地介绍那些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生产线时，他会马上跟一句：“在消化、吸收方面，你们做了些什么？”
1996年张光斗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工程院工程成就奖，2001年获得中国水利学会功勋奖，2002年获得中国工程科技领域最高奖——光华工程成就奖。
张光斗的心中还有许多未了的愿望。2005年8月13日，他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后人造福。我一生为此努力，但贡献不大。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的1／4，而洪涝干旱灾害频发……我93岁，生活能自理，头脑清楚，无大病，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对工程和国事写些文章……”
（俞瑾鹏摘自《瞭望》2007年第38期）
杨福家的三个梦
钱锋 吴昂
当泰晤士河畔的大笨钟敲响新世纪钟声时，有着120年历史的英国著名学府诺丁汉大学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聘请一位外国人做校长。被选中的是来自中国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杨福家。杨福家，浙江镇海人，一个爱做梦的人。
第一个梦：强国
陈毅元帅亲口讲述的一个故事，令杨福家刻骨铭心：早年留学法国期间，陈毅在无轨电车工礼貌地给一位老太大让了座。但不曾想到，当这位老太太得知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置我不要坐。”
20世纪60年代初，杨福家在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的遭遇，与此却有天壤之别。当时在哥本哈根的物理研究所里，各国的学者都渴望了解发生巨变的中国，邀请杨福家等3位中国学者的晚会接连不断，最多时一个星期有5个。
杨福家深有体会地说：“我为生活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而感到自豪。不过，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才获得了应有的尊严。”
第二个梦：科学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在丹麦留学时，杨福家常常这样自勉：“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实现人生追求的地方。”他的第二个梦，就是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中国在现代科学殿堂得到应有的席位。为了这个梦想，他屡屡婉拒国际同行的重金相聘，苦苦追寻不已。
如今，杨福家的这个梦想已经部分变为现实。他的“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已被一流专家评定为达到国际水准，完成了一批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工作。其中的一些实验成果，多年来一直为国际同行所采用。
第三个梦：教育
杨福家说，一国兴旺，教育是本。我们需要有炼铁成钢的炉子，培育更多的栋梁之才，让千年的文明古国重放青春光华。这第三个诱人的梦想．也许就是杨福家半辈子潜心教育的动力。
在担任了6年复旦大学校长后，如今杨福家又成了诺丁汉大学校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已是桃李满天下。
“21世纪的教育将有三大特征：终身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和教育国际化。”这是杨福家的教育理念。如今实践教育国际化的杨福家国内外两头奔忙，却不以为苦。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
有梦就有希望，有梦就有追求。杨福家说，我的“梦”实现得晚了一点；曲折了÷点。但在曲折的途径中我见到了更多的榜样，艰难的历程更能锻炼人、磨炼人。杨福家说，我的“梦”还没有做完，因此还要苦苦地追求下去。
背景资料：
杨福家，核物理学家。1938年6月11日生。1958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原子核科学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诺丁汉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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