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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飞转，而时间仿佛停滞了。眼看快到了北京，刘羽提议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那样目标反而大。我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他还是跟我到了北京站，下车往出口相反方向走，然后翻墙。
八十年代初，我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工作。为撰写“大运河”“松花江”和“长城”等旅游专题系列，我以记者身份沿途采访，一直追溯到源头。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上，我搭乘小客轮，和满脸刀刻般褶皱的老船长拉家常。黄昏时分，汽笛突然拉响，在贫瘠的土地上回荡，空旷而凄凉。
1985年春，我接到西德等几个欧洲国家的邀请。那时我正挂靠在北京郊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花了好几个月办手续，竟原地踏步，连县衙门这一关都没过。幸好胡耀邦亲自干预，最后一刻才放行。
从北京出发，在巴黎转机去西柏林。那是头一次离开中国。飞机穿过滚滚云层，我心神恍惚。自蹒跚学步起，就有某种神秘的冲动带我离开家乡，外加时代推波助澜，让我越走越远，远到天边，远到有一天连家都回不去了。四年后，我重访西柏林，从那里出发踏上不归路。
自1987年春起，我和家人在英国住了一年多，常去欧洲。三人旅行与单身旅行、情人旅行完全不同，与中年心境吻合——如歌的行板。女儿尚小，我们在教她飞翔，在暴风雨来临以前。
1989年我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轻装前进，周游世界的梦想不仅成真，而且一下大发了：居无定所，满世界飞来飞去。仅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就睡了一百多张床。就像加速器中的粒子，我的旅行近乎疯狂。它帮我确定身份：我漂故我在。
对中国人来说，跨国旅行的首要麻烦是签证。想想吧，在那些敌意的窗口排队，填写天书般的表格，绕开盘问的重重陷阱，忍受一个个扭曲心灵的折磨，得有多坚韧的神经才行。
大约十年前，我的法文译者尚德兰陪我到巴黎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接待我们的是个谢了顶的中年男人。先是例行公事，根据表格询问核实，骤然间他喉结翻滚，脸色大变，连招风耳都红了。他以法国最高国家权力的名义警告我，我的证件全部失效。“你，听着，”他带着快感高声宣布，“从此刻起，所有机场火车站都对你关闭。”尚德兰战栗了，劝我一定要克制。
直到我无意中提到法国外交部一个熟人的名字，形势急转直下。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大汗淋漓，开始跟我东拉西扯，从法国新浪潮电影到伍迪。艾伦。第二天尚德兰打电话询问，那个法国最高权力的代言人宣布解除禁令，并正式道歉。
如今更是行路难。三年前我去参加耶路撒冷诗歌节，搭乘的是从纽约到特拉维夫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提前三个多小时到了肯尼迪国际机场，我正发愁如何打发时间。
登机区由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把守。验明正身后，所有旅客逐一接受盘查，我面对的是位年轻的以色列女警官。先查三代，幸好祖上与回民无关。安检仪尖叫起来——我忘了取出行李里的笔记本电脑，成了重点审查对象。电脑交给反爆破专家的测试，而我被男警官带进小单间，脱成光屁溜，查遍衣裤的每个针脚。由女警官亲自押送，我和另几个嫌疑犯最后一刻才登上飞机。
当然也会有另一种意外。有一次我从马奇顿开会回美国，先到布达佩斯过夜。第二天早上在机场登机时，我掏出积攒里程用的银卡，把柜台后的匈牙利男人唬住了，一下把我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
再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去芝加哥，我居然坐到商务舱一号的位置，这有如升官，心里总不怎么踏实，空中小姐走过来，让我带上行李跟她走一趟。我心想这下完了，除了罚款，还得被训一顿。她带我上楼来到宽敞的空间，说：“你被升为头等舱的乘客。”我被安置在一个舒适宽大的靠椅上。另一位空中小姐马上送来法国香槟，和异国情调的南非菜的菜单。
待吃饱喝足正要入睡，发现根本就玩不转遥控器，故靠椅无法放平。而像我这样老练的头等舱常客，自然不便向空中小姐启齿下问。与靠椅搏斗了一夜，让我筋疲力尽，腰酸背疼。
航空港成了我生活的某种象征，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告别与重逢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生与死之间。航空港宽敞明亮，四季如春，有如未来世界。我在其中闲逛、读书、写作、瞌睡，用手机打电话，毫无顾忌地打量行人。而我，跟所有乘客一样，未曾相识也永远不会再相见。我们被虹吸进巨大的金属容器，射向空中，体验超重或失重的瞬间。
从长安街那边出发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间，到底有多远？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代人违背了古训，云游四方，成为时代的孤儿。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财富。
看大地多么辽阔，上路吧。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14
科学史上的“科技滞后现象”
陈仁政
两个“奇”的故事——技术滞后，发明梦断
意大利艺术家和科学家达·芬奇被誉为“万能的人”、“历史上最全面的天才”。
达·芬奇为什么会有这些美誉呢？在1796年即他死后200多年，有人精心地整理了他留下的7000多页笔记，大为惊异地发现记载着几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的重大技术发明：梯式船闸、潜水艇、飞机。
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达·芬奇的任何重大发明——惟有他作为艺术家标志的“蒙娜丽莎”，在向我们“神秘地微笑”。
那么，这位“图纸上的天才”，为什么“壮志未酬身先死”呢？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是他的设计不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比如飞机——当时没有效率高（动力强大而重量轻）的发动机和适合飞机的优质（强度高而轻）材料。
由此可见，达·芬奇“栽”在了技术滞后面前。
“自动计算机梦”，困扰着19世纪的英国数学家巴贝奇的后半辈子——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为了解决冗长计算的问题，他倾其所有——开始10年还有英国政府的鼎力资助。但遗憾的是，直到撒手人寰，他却依然不见“自动计算机”的影子。
是巴贝奇的思路、构想等不正确吗？不是。恰好相反，他设计的计算机和现代电子计算机的本质原理如出一辙。原来，他用的是“机械”的方法去“圆梦”—— 当时并没有现代的“电子”技术，也没有现代的精密制造技术。在这种技术滞后的情况下，只好让巴贝奇“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达·芬奇和巴贝奇的遗憾，以及多年后来者的成功告诉我们，技术发明依赖着相关技术的进步。只有解决了相关技术之后，技术发明才能瓜熟蒂落。
从汤姆逊到弗洛里——技术到手，科学突破
1897年，汤姆逊在研究“阴极射线”时发现了电子。但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有许多科学家研究阴极射线啊，那他们为什么就“瞎了眼”，让电子从眼皮子底下“溜走”呢？
原来，虽然汤姆逊和其他科学家所用的实验设备类似，但是其他科学家用的阴极射线管的真空度不够高，以致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汤姆逊提高了真空度，揭露了阴极射线的本质就是电子流，从而发现了电子。你看，又是一个技术问题——“败”者止步于技术滞后，“成”者得益于技术“到家”。
1928年，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相关论文发表在1929年6月的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
然而，弗莱明却没有办法提纯青霉素，更不用说大量生产——甚至求助于生物化学家也无济于事。
1938年，在“二战”隆隆的炮声中，牛津大学的弗洛里和德国化学家钱恩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论文。经过几年努力，他俩先后解决青霉素提纯的问题，从而使青霉素成为“二战”中的“神药”，并使用至今。青霉素的发明，开创了抗生素防治疾病的医学新时代。
那么，弗洛里和钱恩有何高招，解决了青霉素的提纯难题呢？其实，是他俩得益于一项重大的技术发明——“分配色层分析法”。
原来，正值弗洛里和钱恩试图解决提纯青霉素问题的1941年，英国分析化学家马丁和英国生物化学家赛恩其，就发明了分离复杂化学物质的纸层分析法。
你看，技术的进步又一次解决了重大科学问题——这次是医学创新。
两个猜想和两个统一——科学制约，成败各别
一个猜想——歌德巴赫猜想，困扰了数学界200多年。为了摘下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自1742年以后，无数“有识之士”就被歌德巴赫这位德国数学家搅得头昏脑胀。然而，直到今天，还没人如愿以偿。这是什么原因呢？
纵观证明这个猜想的每一个前进的脚步，都有数学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举例来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差点摘下这颗明珠的成果——“1＋2”，就是他改进 “大筛法”创立了独特的“转换原理”得到的。现在，证明这个猜想的脚步几乎完全停顿了，其原因就在于更新的理论和方法没能被创造出来。
另一个猜想——费马猜想（指费马大定理），也困扰了数学界200多年。然而，它却比歌德巴赫猜想“幸运”得多——英国数学家维尔斯在1994年10月14日寄出的证明这个猜想的论文，被长达半年的审查确认。那么，费马猜想的命运为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