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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旧知识分子要想被新政权接纳，忏悔和表态是一道必须过的关口，如冯友兰、陈垣等等，都曾写过这种类似自虐式的忏悔书。丰子恺的检查书无疑也是在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下写出的。丰子恺写作检查书的动机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但从常理揆测，面向全社会公开地彻底否定自己、作贱自己，并诚惶诚恐地低头认罪和表态，对于一贯清高孤傲的旧知识分子，特别是像丰子恺这样一向纯真善良、与世无争的人来说，无疑有一个难以言状的、无比痛苦和无奈的过程。丰子恺在检查书中的忏悔是诚惶诚恐的，但是，如果认真审视丰子恺晚年的文艺生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忏悔决不是情愿的，他的改造是有所保留的。
1962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丰子恺针对“百花齐放”的政策说：“还有许多小花、无名花，却没有好好地放。‘花不知名分外娇’，在小花、无名花中也有很香很美丽的，也都应该放，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再说：既然承认它是香花，是应该放的花，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不要‘帮’它生长，不要干涉它。……株株冬青，或高或低，原是它们的自然姿态，很好看的。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仿佛砍头，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呢？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会畅所欲言，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抗议’。”
恐惧没有形状
■ 刘 宏
《杀人回忆》故事梗概：1986年，某地发生了一系列相似的案件：雨夜里，数个穿红衣的少女被奸杀。警方迅速组织特别搜查组调查，其中包括朴探员和曹棵员，以及来自汉城的苏探员，朴探员习惯于相信自己的感觉，而苏探员更重视理性推理和证据。探案过程中矛盾重重，两个嫌疑人都被否定。最后一个人具有最大嫌疑，然而来自美国的检验报告作为证据不支持探员们的判断。10年后，特殊搜查组早已解散，朴探员转行成为商人，在经过从前的现场时候他停下来张望，一个小女孩告诉他，前些天也有一个人在这里这样张望。
时间会使人们离散，改变每个人，也会冲淡心中痛切的焦虑。当人们经历过的时间转变为一个被陈述的时间，已经过了多年，故事里的人物还是不能释怀。悬案仍然是悬案，事隔多年以后谁也没有得到答案。究竟谁是这些命案的真凶呢？在基本上仍然符合侦探片结构的影片里，叙述就在看似离真相最近的地方被一个来自远方的、技术领先得大家几乎没有想到还可能加以质疑的判决中断了。这个判决如此重要，如此确切，当它在被反复期待和被反复渲染的背景中抵达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留下被质疑、颠覆的可能，使得代表了那些被扼杀的生命要求追讨的期待落空。
美国和技术，越过了朴探员的第六感直觉判断，也越过了苏探员的推理判断。在那份被期待的鉴定报告中现身的不仅仅是这两个中心概念，还有支撑这些概念的依据，即技术是如此地优于两位探员原本习惯于依据的种种方法。他们对鉴定结果毫不怀疑的认同，无意中表现出一种不易觉察的臣服姿势。
“只有美国才有的”技术鉴定结果在最后才姗姗出场，而前面对这个悬案的种种猜疑，所有嫌疑人的逐一出场又逐一被否定的过程与朴和苏的磨合认同过程同步。追逐真凶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个探员——朴探员和曹探员，这两个本地的人——逐渐发现和被发现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无能为力而不得不退出的过程；这种无能为力感可能是自觉的，无论如何，十多年以后经过故地还停下来张望的朴探员，已经成了一个商人，正在忙于送货。曹探员一定也已经退出了警察这一行，因为他被曾经遭受他毒打的嫌疑人用一块带着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在小腿上，不得不截肢。苏探员还有留在行内的可能，和其他两位探员相比，他对现代科技有更多的自觉意识，他所擅长的推理强调的是逻辑关系，与技术进展方向一致；在缉凶过程中，他的那些模仿或者说学习的行为，被叙述得似乎比朴探员的重视直感的方法更为有效。
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机构的组成部分，探员应当是一些可靠的、忠于职守的人，正是出于这种责任要求，缉凶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出这个象征着社会秩序保证的队伍的变化过程，在不断变迁的价值观念中，这样的变异似乎不可避免。本地的朴探员和曹探员的行为显得不仅有点可笑，还相当靠不住。由于他们的错误判断和暴力逼供，一个弱智的男孩和一个老实的工人先后被屈打成招。如果说笨拙可笑尚能原谅，但冤屈造成了对无辜者的伤害，是不能被容忍的。
现代社会的警察局具有层级严密、分工合理等特征，而在这个故事中却并不完全如此，人数不多的工作团队，与其说是一个现代组织单位，不如说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局长像是一个父亲，朴探员和曹探员像晚辈。局长可以一脚把曹探员踢下楼梯，因为他在媒体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居然还对嫌疑人暴力逼供。局长发现自己多次警告（这倒是符合组织管理伦理）完全没有效用，气急败坏中就对曹探员使用原始的暴力。故事里最终有效中止曹探员暴力行为的是曾经受到他毒打的弱智男孩，他用一块带钉的木板打击了曹探员，不但暂时止住了他的疯狂，也几乎终结了他日后施暴的能力——破伤风的危险使他失去一条腿。曹探员一无所有，朴探员在为他的手术签字的时候说，曹探员把他当成哥哥。还有，这个“家庭特别小组”中一个做助手的女职员，也像是大家的妹妹，她做各种辅助工作，后来还以女性的细致提供了可疑的细节，使得对案件的侦破一度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这样的相互关系意味着：在现代的，并未被他们完全适应的组织中，他们仍然在延续着传统的甚至家庭的关系模式。
于是，当苏探员进入这个“组织家庭”的时候，在外来者的对比下，他们凝聚力、一致性立刻就凸现了出来。他们一起娱乐，一起吃饭，当然，还有一起工作。最后在手术室里面对家属签字的朴探员的悲伤，也正是骨肉之间的感情。
第一个嫌疑人，当地一个小饭店老板的弱智儿子，因为老是跟踪受害者并且能够完整准确地复述行凶过程被朴探员认为是凶手；证据和认罪的吻合是在曹探员对疑凶的重击之下取得的。显然对嫌疑人施以暴力获得口供已经成为曹探员性格特征，这一点不仅可从朴探员对嫌疑人介绍他时那种习以为常的语气中得知，还可从他最终因暴力失去一条腿而证实。将那个弱智认定为罪犯包括了以下隐蔽的假设：弱智本身就是对常态的背离；如果他可以老是跟踪这个女人（作为弱智者，人们可以容忍这个行为），那么他同样有可能杀死她（可能他并未意识到这是犯罪，就像他并未意识到不应该跟踪女人）。在由他来承担命案责任的时候，这个替罪羊还承担了人们对病态本身的不满和抵制。最终，是他变形的失去行为能力的手提示了苏探员，再加上他父亲的呼救，以及面对媒体的追踪所需要的透明性挽救了这个弱智孩子，与此同时也展示出现代机制的科学性、可靠性。只有通过科学推理的检验，犯罪与否才能够得到证实。
第二个嫌疑人来自案发现场。听信占卜到那里去的朴探员和曹探员，一直不断地进行推理的苏探员，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次第来蓟案发现场，探员们追踪陌生人一直到了一个工厂，在一群一模一样的工人当中，他们凭借一条鲜红颜色的短裤的瞬间闪现，终于找出这个疑犯。但是这一来之不易的结果被一群以示威形式表达的反对意见否定了。嫌疑人的家庭，有一个不能满足丈夫心理和生理需求的残疾妻子，但他对妻子和家庭都很照顾，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来都准时去教堂。所以，他获得一群教友以示威形式表达的担保。
第三个嫌疑人，一个看起来相当文静的年轻人，外表完全没有行凶杀人的人常见的暴力特征；他的样子几乎是柔弱的，如果不是后来串起来的一系列的线索，他不会进入探员的视线。还没有被抓获的凶手随时都可能作案伤害他人，这一点最令人恐惧，然而，年轻人温和的形象让人难以相信他对别人有危险。年轻人当兵退伍，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小城定居，很少与人来往，有点落落寡欢，这可不是令人恐惧的形象。
但是这个年轻人是所有嫌疑人中唯一没有被证实是无辜的。至此，令人恐惧的因素一点一点在探案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孤独，不与人来往，神秘感慢慢构成更深的嫌疑；而且，引发恐惧的不仅仅是这些渐次出现又被渐次洗刷的个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杀人事件的恐怖是和侦探进行到相当关键的时候出现的巨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