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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吞并中国，都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竭尽全力维持中国腐朽的君主政体的军阀元老山县有朋吐露的那样：“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51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胡适有一首诗，叫《你莫忘记》，诗中愤怒的老人告诫儿子莫要忘记一家的灾难：“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斯’——都可以，一总该不至——如此！……”省略的那句；只能是“亡给日本”。由此可见，中国人宁遭“西洋罪”，也不受“东洋气”。
关于
《圣经》英语“钦定本”出版286年后，有“修订本”问世。据说这个“英语修订本”有36191处改动。1881年5月17日上市，一年里在英美就卖掉300万册，这个数字是《｛圣经）是怎样写成的》（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10月，杨道译）的作者康诺利的研究成果。这本书是让人长知识的书，只是我更喜欢原作的书名 Bible lts Translators and Their Sacrifices（《圣经》的译者和为诸译本牺牲的人）。美国人对“修订本”态度消极，因为英国人未采纳他们的一些建议。事后为了妥协，1898年牛津剑桥印行了“美国修订本”《圣经》。从1380年中古英语手抄本《圣经》到1611年“钦定本”，英语《圣经》版本多达277种。迄1901年“美国标准版”，英语《圣经》又经522次修订。到1985年，英语《圣经》版本总数达1240种。当今世界上据统计有6170种语言，其中1978种语言至少有一个译本的《圣经》。 1990年世界上发行《圣经》的大机构GIDEON把第5亿本《圣经》送给美国总统布什。
《圣经》是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础，也是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础。拿破仑曾对他的部下说：《圣经》向他说话，“就像一个人一样。”（康诺利书里的掌故，以下也是）苏格兰伟大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家有藏书两万卷，临终时只让人读《圣经》给他听：“只有一本书。”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GLADSTONE声称他认识当世95个伟人，其中87人是《圣经》的信徒。莎士比亚作品里有“500多个概念和用语是直接引自《圣经》的。”狄更司说《圣经》永远是一本好书。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校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有《圣经》的知识而无大学里的书本知识，比有大学里的知识而无《圣经》里的知识更有价值。”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正读着《圣经》。美国50个州的立宪文字概念语词都源于《圣经》，这些都是康诺利书给我们的知识。
“反映当前美国思想与生活”的《交流》季刊2004年春夏季号是围绕美国大选做文章的。这次的宣传突出了美国宗教信仰。记者DAVID AIKMAN的文章“我们历任总统的信仰”表明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作用。70％的美国人据民意调查希望自己的总统“笃信宗教”。几乎每个礼拜上教堂的美国人比每天在家里看报纸的人更有可能把票投给布什：“在美国，这种支持或厌恶宗教的现象已经成为探讨美国‘文化战争’景观的一部分。”艾克曼还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话说：“就基督教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美国；此外，就基督教的效用及其符合人性的特点而言，不可能有比地球上这个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所最深刻感受的基督教影响更好的例子了。”关于美国的开明和自由，托克维尔的法国同胞另有相反的看法，但美国人对基督教的情感他是把到脉了的：“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美国的建国者认为自己国家的建立是与《圣经》世界观“紧密相连”的。编美语词典的韦伯斯特说“《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籍”。布什之前二百多年就有美国人认为“自由源于上帝之手”。艾克曼引MICHAEL NOVAK对美国独立的神学与哲学内核分析与诺瓦克引威瑟斯庞的话如出一辙：“自由是上帝的恩赐，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让它们甜美地、自由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笔者引到这里倒要感谢斯萍等的美丽译文了。美国人是相信自己与上帝盟约的，就像《日约》里的情形，诺瓦克如是说。杰斐逊不是基督徒，但“他对上帝如何处理人类事物的理解却与威瑟斯庞那样正统的。基督教新教神职人员的观点不谋而合。”诺瓦克认为华盛顿的人性善与生俱来说不是基督教的观点：“然而，他依然坚定地信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在华盛顿看来宗教和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支柱。杰斐逊甚至说没有宗教国家无以治理。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相信上帝支配各国，的命运。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认为没有基督教信条就无法维持美国自由。沉醉于《圣经》的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时“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属灵体验”。读了诺瓦克的文章，你可稍稍对布什动辄说我凭本能直觉办事加以了解，他的意思实际与历史上的美国总统讲的是一个意思；比如威尔逊总统就说过：“我相信天意，否则我会发疯的。”饱受萧条与战争“煎熬”的罗斯福据诺瓦克说是经常读《圣经》并且求助于祈祷的。杜鲁门是随身带祈祷文的人。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把“我们信赖上帝”印在美钞上。二战后，有美国总统出现的最感人的场面总是在教堂之类的宗教信仰场所，这在别国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非基督教国家，假如你在正式的仪式上拿一本《圣经》，主持人会认为你不严肃；然而在美国等基督教国家，不拿《圣经》主持仪式是极不严肃的事情。人间的文化差异之大如此可见。
当代阐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陈漱渝
今年《博览群书》杂志第一期刊登了张弘先生的大作《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一文，对我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说我“懵懵然昏昏然”，“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之臭”，“迹近旧时党棍”。在近期围攻我的文章中，这是很有攻击力的一篇，我有必要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
事情的源头是2叩3年12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讲演：《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该馆上网时给我加了一个标题：《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全文大约有一万五千余字。在讲演中，我总共提出了七八个假设。比如，“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但接着又假设：“假如鲁迅活着，也会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示忧虑和关注。”在讲演中，我谴责了不容忽视的腐败现象，谈到了鲁迅生前对职业道德、特别是官场道德的关注。此外，我还谈到了当前的青少年犯罪、文艺世俗化等社会弊端。但是，山西酷评家韩石山有意向读者隐瞒我讲演的真相，采取了极不光彩的断章取义手法，仅仅从中挑出他可以“借以说事”的一段文字，指责我“说大话”，“说空话”，“昧良心”，“无常识”，“对当前现实进行无节制的歌颂”……张弘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同样不介绍我的讲演全貌，而只是根据韩石山抄录的那段话，说我是在“用政治上的正确来替换学术上的真理”。这种用“摘句”误导读者的批评方式，能让人口服心服吗？不读我的全文，局外人就可以根据韩石山的“摘句”来判断是非吗？
张先生首先要求我“申明并证明，自己所谈即为学术研究”。我可以坦然地回答：我讲演的初衷的确是在进行一种学术研究的探索——即对鲁迅的文化遗产进行“当代阐释”。我在讲演开头就已声明：“文化遗产的研究通常包含着纯学科研究与该学科当代性研究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纯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当代性研究可以使该学科在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价值增值。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箭垛’效应。文化遗产好比箭垛的中心，各种阐释好比是各处射来的飞箭。万箭丛集，蔚为壮观。只要这种当代阐释是从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就跟实用主义地歪曲利用划清了界限。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原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今天被称之为原始儒学。但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官方学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直到上世纪初才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受到冲击，终止其垄断地位。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家的地位又被重新确定。不少学者（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思考如何在现代中国发挥儒家思想的应有作用。如在市场经济中讲‘诚信’，在人际关系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外敌面前讲‘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处理国家利益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处理师生关系时讲‘尊师重道’，等等。我想，只要是从儒家思想本身出发，这种现代阐释就不会导致牵强附会。基于这种理解，我今天试图综合运用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尝试着对鲁迅进行一番当代阐释”。试问：文学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社会学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即使单纯对政治进程进行系统研究的政治学是不是学术研究？运用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交叉的方法对文化经典进行当代阐释是不是学术研究？我承认，我可能研究得不好，在尝试中可能出现失误，没有像张先生期望的那样，“作出精深的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独到的结论”。只要是出于善意的批评，我一律表示衷心的欢迎。我也热切期盼着像韩先生、张先生这样的“觉悟者”向读者指明“鲁迅的文化遗产和当代中国的真正症结”。我在讲演中也已声明：“我的看法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