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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权基础》中提到了权力分立问题，这固然可喜，但他指的是行政权与监察权的分立，同时表示并不赞成哥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这就比不上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相关论述。他凭借演绎推导出来的观点显得粗陋、笨拙、混乱，这恰恰可以和盂德斯鸠基于经验得到的深刻、犀利、精辟的见解形成对比，盂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有人认为，费希特政治思想中的人民主权观是很进步和有价值的主张，这需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比起梅斯特尔的极端保守的君权神授论，人民主权论确实是进步。但同时要看到，人民主权论可以通往不同的方向，它可以像在卢梭那里一样，用公意压倒个人权利，最后得到罗伯斯比尔的专政；它也可以配上法治的指导精神，通向宪政民主，就像美国革命那样，以《独立宜言》始，以一部宪法终。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是学者的天职
■ 宫敬才
几位学术观点相同或类似的学者把他们关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然”的讨论，结集成《敬畏自然》一书，根本目的在于探讨和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自然？以此为契机，探讨和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参与讨论者的学者中有三位是物理学系出身，一位是地质学系出身，他们都了解科学当毋庸置疑。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如何？《敬畏自然》一书向我们表明，他们没有以“政治正确”的态度对待科学，也没有借科学之名行文学想象或科学幻想之实，而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对待科学，看到科学的成就和功绩，也不避讳科学的有限性及由科学的有限性衍生出来的有害后果（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说明，他们确实做到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害，与此相反者，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历史及生活常识确证的真理。问题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思想并未深入人心，甚至有专业科学工作者把以非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看作为“道德正确”、“人类正确”，自以为握有“政治正确”的权柄，说起话来不顾根据，霸气十足。例如，在这场要否敬畏大自然的讨论中，针对“人类需要敬畏大自然”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主张敬畏大自然“实际上是批科学主义”，“这就在实际上走向了‘反科学”’。更有甚者，有学者说主张敬畏大自然“岂止是反科学，简直是反人类。”（以上两种观点见《环球》05．1和《新京报》，05。1。13）笔者目前无意参与这场讨论，只想就其中涉及到的更一般性的问题发表几点看法。
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就要遵守科学内容的表达形式
科学内容表达最起码的要求是遵守形式逻辑规则，这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必要条件。如果连这样的条件都无法满足，科学的内容怎么能表达清楚呢？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如何保证呢？读者不要以为讨论的参与者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此认为你会大失所望，因为例子就在手边，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学”。（《新京报》，05．1．13）按照逻辑学的常识，敬畏大自然是态度，它或是科学性的，或是非科学性的，二者必居其一，此外无他。
但是，对大自然采取非科学的敬畏态度并不一定就是反科学的态度，因为反。科学的态度只是非科学态度中的一种，但绝对不是全部。例如，在非科学态度中还包括审美性的态度，伦理性的态度，宗教性的态度。如此看来，径直作出“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学”的结论，实在突然异常，在逻辑上连跳两大步，跳跃中把非科学态度归类为反科学的态度，让人觉得，科学态度与反科学态度而不是非科学态度相对应，对自然采取伦理和审美的敬畏态度就是反科学的态度，反科学的态度“简直是反人类”。
这种不顾及逻辑常识的妄下结论和乱扣帽子，其无知与霸道让人吃惊，更别提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了。实际情况是，以审美的态度敬畏大自然，不仅不是反科学，而且对科学有助益。康德说：“悬崖峭壁，黑云密集，雷电交作，火山爆发，狂风怒号，海洋澎湃，瀑布飞腾；这些惊心荡魄的现象，使人魂飞体外，不敢仰视，更说不上反抗了。可是当我们感到安全的时候，这些现象越是可怕，它们的光景越是引动人；我们便立刻称它们为崇高，因为它们引起心灵的稀有力量。在我们里面透露出完全不同的一种抵抗力，使我们敢于把自己和看来是自然的万能作一较量。”（《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5页）引发这场讨论的自然现象，由特定自然现象激起的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由敬畏心理升华出来的审美体验，由审美体验触发出来的认识大自然、抵抗大自然的科学冲动，康德都说到了，我们能从康德敬畏大自然的审美态度中嗅出反对科学的因素吗？康德的例子告诉我们，敬畏大自然的审美态度与反科学不沾边，硬要扣上反科学的帽子，原因不是康德反对科学，而是扣帽子者自己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同理，伦理层面上的敬畏大自然并不就是反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对科学有助益。护山老人并不鲜见，他对山上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都了若指掌，这说明他对这座山有科学性的认识。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对这座山有视如儿女般的亲情，有如密友的温情和甜如爱妻般的恋情。这些情感导致他对这座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而敬畏使他把更透彻地认识这座山作为自己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体现。由此看来，对自然采取伦理性的敬畏态度并不排斥科学的认识态度，与反科学的态度更是南辕北辙。
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的情况较为复杂，通过研究和分析发现，宗教态度中有反科学的一面，有时这一面还非常蛮横和残酷，如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宗教态度中也有与科学相容的一面。可以这样说，没有牛顿就没有西方的近代科学，起码是没有经典物理学，让唯科学主义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牛顿始终抱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直至晚年他还是认为，“在创造世界之前，耶稣就是上帝的至爱，与天父共享世界开始前的荣耀。他也是宇宙的准则……上帝以他为媒介来创造世界万物。”（见迈克尔·怀特：《牛顿传》，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453页）牛顿的话缺乏哲理性论证，同样伟大甚至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其观点的逻辑让人折服：“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界限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183页）两位科学伟人的话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与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大自然并不完全冲突，有时，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大自然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考据问题，限于篇幅，恕不展开）。
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明了，思考和表述科学问题时不遵守起码的形式逻辑要求会出现多么大的差错，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差错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贪污”，使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讨论变得气氛紧张，讲理者似乎无理，无理者似乎真理在手，正义在胸。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就要尊重客观事实
关于要否敬畏大自然的讨论围绕两类事实展开，一类是天灾，一类是“人祸”，即人为原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面对这两类事实，主张人类不需要敬畏大自然论者，在阐发自己的主张过程中，总是拉开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式，例如一位论者说，“假如未来有一天，又有一颗小行星向着地球飞来，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人是应该采取一切手段（例如用核武器轰炸）去征服它，还是高喊‘敬畏大自然’坐以待毙？”（《新京报》，05．1．13）以科学家的身份通过这样的例子论证人类不需要敬畏大自然的观点，让人越发糊涂，生物学家有什么根据说核武器轰炸的形式可以解除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危？小行星与什么行星相比为小？需要多少种、多大能量的核武器轰炸？在什么距离轰炸？轰炸后的一系列未知后果对人类会造成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许多，我们在这里产生的疑问是：生物学家大谈核物理学在天文学领域里的应用问题，谈出的内容是科学吗？这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吗？
另一位反对人类要敬畏大自然的论者主张，“以核弹炸喜马拉雅山，调雅鲁藏布江水到西北来改善生态。”不知道以物理学为本业的论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即便自己了解核物理学，但这一“壮举”所涉及的地质、气象、水文、生态、经济、政治、历史、人文、宗教和国际关系等一系列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你又能知道多少呢？我们能相信这种放胆之论是科学吗？显然它不是科学；我们不相信它为科学，然而，这又是科学家以捍卫科学的名义说出来的话。这真让我们这样没有专业科学知识的人为难。
略谈我之自然观
■ 章立凡
何祚庥院士与汪永晨女士关于人类是否要“敬畏自然”韵论争，在媒体上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我一直是个沉默的旁观者。沉默到今天，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近年除了业余研究写作之外，我主要是从事环保方面的工作，不但亲自做实验，也曾写过一点科普的文字。
我认识汪永晨女士是在十一年前，那时她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刚获得亚广联大奖。印象中，她是一位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