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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汪永晨女士是在十一年前，那时她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刚获得亚广联大奖。印象中，她是一位纯真、执着的民间环保人士，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敬重。三年前在清华大学一次研讨会上巧遇汪女士，当时正值盛夏，与会者过多，场内十分闷热；她忽然提出动议，要求关掉空调，理由当然是为了环保。这个主张显然有些偏激，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
至于何祚庥院士，我一直无缘识荆，但拜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其中一篇还颇有影响，虽然我当时并不反对他的观点，但后来就很少读他的文章了。
何院士与汪女士之争，不禁令人回想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科学与玄学”的那场论战。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专题演讲，并整理成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百七十二期上。张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它受因果律的支配，方法上则以逻辑与分析方式为主；人生观则是主观的，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了解人生观要采用直觉与综合的方法，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针对这一观点，丁文江于同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首先向张君劢发难。丁认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作用，“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一论争涉及众多哲学问题，立时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任鸿隽、孙伏园、朱经农、陆志韦、范寿康等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并结合本体论与认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等理论问题展开辩论。“科玄之争”成为学术思想界的热点，当时未成定论，至今仍有评说。
何、汪之争的命题是“人类是否需要敬畏自然”，这场论争的背后，是经验科学与实证科学之交锋。这个命题虽然没有“科玄之争”那么大，但扩展开来，或许可以达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高度。
何院士以“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立论，颇有当年伟大导师的浪漫情怀，我不由得替老先生捏把汗：科学家提出一个不确定因素甚多的论断，是相当危险的；汪女士的驳论为“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这题目本来选得还不错，但读了内容却不免失望。我感到双方皆持“非此即彼”的立场，话都有些过头。
张申府先生曾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宇。反过来说，即是孔子之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而祛倍根之四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张申府：《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4页）张先生这段话，也不妨送给论战中的各位参考。
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两者虽有思维方法上的不同，却殊途同归，没有绝对的科学和绝对的人文。
上个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充分享受了科技带来的文明生活，自以为掌握了利器，可以无往不胜。但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日益凸显，于是不得不有所反思，环保理念和环境科学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主张“天人合一”（这是另一话题，本文不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其道而行之，号召“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战天斗地”的后果，是经济和生态的双重破坏，近年来重新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年多以前，笔者曾借祝贺钟敬文先生百岁寿辰的机会，组织过一次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聚会，百余位知名学者一道签名，呼唤“绿色文明”。寿星钟敬文老人的题词是——“我生平所最爱的颜色是新绿”。
只要不怀学科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环保理念上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不应将科学与环保对立起来。即使是不同的宗教信徒，从平等教义出发提倡保护自然环境，也是应该欢迎并与之合作的，甚至有不少大科学家也信仰宗教。
凡事一执便误，我认同“以人为本”的自然观，但不接受极端的环保主义，也不赞成极端的科学主义。倘有人“齐物”到了要“舍身饲虎”的狂热程度，也是他的自由；你若认为他偏激，只需提醒其“珍爱生命”。你尽可发出“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的豪盲壮语，但无法剥夺他人敬畏自然的权利，反之亦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扣“伪善”、“反科学”的帽子是徒劳的。在这个多元化的地球村里，自然观也应该是多元的，并在多元中前进。
人是否需要敬畏自然？首先要认清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人类生存在无边无际宇宙的银河系中太阳系某个星球上，属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虽自命为高等动物，但仍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整个宇宙（且不论有无“反宇宙”）中，更是极其渺小的一部分。
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源于无知，无知产生了崇拜，崇拜演变为宗教。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源于生存的需要，需要产生了认知，认知发展为科学。
自然界的历史，比人类悠久得无法估量。到目前为止，被称为“裸猿”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或曰科学）仍十分有限，以有限的认知而自封“万物之灵”，改为向自己膜拜，也是一种异化的宗教观。
同样，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仍在发展，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因敬畏而放弃认知的努力，人类就不可能进化，难逃被自然界淘汰的命运。凭少量认知而自我膨胀，宣布拒绝敬畏（我指的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敬畏），也不见得是科学的态度。
无论过去或现在，自然界都远比人类强大。人类的科学实验是在谨慎中进行的，往往要失败多次，才能获得少许成功，原因在于我们对自然还很无知，或只有少量的认知。任何科学的发现（例如原子能），任何物种基因的改变，都可能引发巨大的生态灾难。科学的失误时有发生，纵然一时成功，还须经受历史的考验。各国政府对原子能利用和基因工程，都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政策。科学的审慎中，未必不包含对自然的敬畏。
才疏学浅的我，每当读到天体学说中的“黑洞理论”，都会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不得不承认“征服太空”只是一句探索口号。自然界只允许人类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它，如果想改变大结构，地球家园就会崩塌，宇宙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至今只改造了自然界极少的一部分，就自以为“人定胜天”，恐怕是不自量力。
是否敬畏自然，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生观。目前在本星球上，可能不敬畏自然的是少数，敬畏自然的是多数；因不敬畏而破坏自然的是少数，敬畏而又不自觉地破坏自然的仍是多数。关键不在于你是否选择敬畏，而在于你是否选择破坏。而作为人类，无论你信仰科学还是宗教，在这一点上已别无选择。
“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自然观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今后恐怕也无法定于一尊。我既不反科学，也不反宗教；我敬畏历史，也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在历史规律和自然法则面前，我永远是一名在海滩上拾贝的儿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灾和人祸，已经使人类蒙受过无数劫难。在敬畏中谨慎探索，科学地适度改造自然，争取与之和谐相处，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或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妄图彻底征服自然，将是人类灭亡之始。
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桥》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了五个第一：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写工农兵，给工农兵看”的人民电影，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电影，第一部体现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电影，最后还有，第一部“反现代的现代性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它讲的故事。
1947年冬，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因松花江上的江桥被炸毁，南北交通受阻，运输中断。前线司令部要求铁路总局在大江解冻之前，半个月内修复大桥。铁路工厂面临着三大困难，第一，化钢的电炉坏了，没有修电炉所需的白云石。第二，修桥需要三十多吨钢材，上级无法解决。第三，桥座上要打五万个铆钉，但靠全厂仅有的几台钻床，无法完成任务。在这些困难面前，思想保守的总工程师（江浩饰）认为完成任务至少要四个月。铁路工厂厂长（吕班饰）依靠党员，发动工人克服困难。化钢炉组长党员梁日升（王家乙饰）抱病工作，建议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遭到总工程师的奚落，但厂长对这一建议积极支持。没想到，修炉的时候，落后工人席卜祥偷懒，以化铁砖代替耐火砖，造成化钢炉“跑火”。进步工人吴一竹（于洋饰）发现问题，梁日升重修化钢炉，第二次试验获得成功。与此同时，铆工组老工人老侯头（陈强饰）发明了用风钻代替钻床的技术，提前完成了为五万个铆钉钻孔的任务，而觉悟起来的工人们又从废料堆里拣出了修大桥需要的钢材。战胜这些困难之后，厂长带领工人来到修桥工地，工程开始不久，江水开始融化，工人们争分夺秒，就在这关键时刻，鼓风机出了故障，工程停了下来。受到工人阶级教育的总工程师赶到现场，亲手排除了故障，风钻再一次响起……融化的江水冲垮了架桥的木垛，然而，钢架已经牢牢地耸立在松花江上。红旗招展，第一辆火车披红挂彩徐徐开来，老侯头向厂长说了心里话——申请加入咱们的党。厂长紧握他的手，答应做他的介绍人。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满载战士、弹药和给养的火车轰轰驶过江桥。
影片在一个强有力的悬念中开始，“江桥能否按时修好”成为整部影片的支持点。作者用简洁的笔触迅速交待了修桥者面临着种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