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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日制研究生并非完全如此。在国外非全日制研究生发展较快的高校，由于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等主体学习制度的保证，网络教育、晚间课程、双休日课程、集体假期课程或利用在职时间的所有可灵活设置的课程均得以名正言顺地开设，体现了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社会特征。
而我国在职人员的在读研究生基本上是全脱产学习的，学校方面对他们的教育方式、管理模式和考核标准等都是套用全日制研究生培养的一套制度，因此实质上，在校的在职人员接受的是全日制教育。这种单一的培养模式，制约了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第三，片面追求办学利润，导致教育质量下滑。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为了争取生源，追求办学利润，常常将参加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与获得硕士学位联系在卜起’，开设的课程不能保证基本的学时要求，放宽考核条件，导致一些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质量失控，同等学力申请的学位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三、对我国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建议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将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纳入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中，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
首先，在培养模式采用论文型和课程型学位两种。对于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采用课程型培养模式，目标是培养应用人才；科学学位采用论文型培养模式，目标是培养研究人才。对两种培养类型从入学、培养到学位授予均要分别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和管理体制。对于博士研究生，采用论文型培养模式，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目标。
其次，对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针对非全日制研究生以在职人员为主的特点，开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应该实行分学制和弹性学制，使在职人员能有一段较为宽松的学习时期。目前，我国高校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还很不完善，而且主要面对的是全日制研究生。
第三，对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管理要进行规范，建立适合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特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必须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理顺各方关系，形成合理的成本核算和利益分配机制，实现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最后，建立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保证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一是建立教育质量标准。由教育主管部门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培养方式、论文要求和学位授予等方面制定标准，防止一些办学单位将非全日制教育看作是一棵“摇钱树”，只顾招生赚钱，不顾教学质量。二是建立评估监控机制。重点对本学科专业的水平、师资队伍、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环节、学位论文答辩等进行评估和监控。
从繁荣走向停滞：日本之路的中国之鉴
■ 安 佳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去国多年的高柏教授，身在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的是日本经济和日本的公司治理，但心中所系，却是中国的前途。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柏先生的大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是高柏先生集数年研究之心血，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奉上的一面史鉴。
认识高柏教授非常偶然。2003年，笔者翻译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著作《经济学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斯威德伯格教授在中文版前言中介绍了当今世界上一批顶尖的、应用传统社会学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经济社会学家，高柏是他提到的惟一的中国人。因笔者不能确定高柏英文名字的汉字写法，所以不揣冒昧，去信询问。高柏教授回信说，他的名字为“松柏恨不高千尺”的“高柏”（他的电脑不是中文操作系统，所以他用英文加拼音的方式给了一句诗）。一个月后，高柏教授回国讲学，我趁便向他请教译稿中拿不准的几个社会学术语，并请他到我供职的大学做学术讲演（顺便说一句，高柏先生不仅学问好，口才也极佳，讲演当日，400个座位的讲堂里座无虚席，过道上也挤满了学生，到中午12点听众仍然兴味盎然）。
从这时起，笔者对应用经济社会学研究经济现象的方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当今欧美，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经济社会学代表了一种极有前途的分析方法，从其最近10年的发展情况来看，经济社会学极有可能书新古典经济学、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一起，成为二十一世纪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重要方法。
日本经济因为1960年代的大起和现在的大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所以研究日本经济的著作非常之多。1990年，笔者曾经翻译过美国著名学者查尔默斯·约翰逊的名著《通产省和日本奇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该书从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这一有形之手的角度，对日本经济的大起给予了解释。也正是在1990年，日本经济开始下坡。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济的停滞又成了众多学者致力于解释的对象。这里存在的难题是，如果以前使用一套理论，或从某一角度对日本经济的繁荣做了解释，今天又如何承续对日本经济繁荣的解释而作出有逻辑关系的对日本经济停滞的解释？这是放在所有研究日本政治经济体系的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一种挑战，即如何将日本经济过去的成功和最近的衰落联系在一起，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同时还要揭示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高柏教授的《日本经济的悖论》，不仅解释了日本经济从繁荣走向停滞的原因，而且还展示了经济社会学中分析经济现象的一种方法——对制度进行逆向思维的方法，即先着眼于分析制造出1980年代泡沫经济的制度和机制，再回头审视这种制度和机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状况，并据此而设问：这些制度和机制以前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没有引起重大问题？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变化，使这些因素在1980年代成了问题之所在？通过这种逆向思维的逻辑，高柏先生建立了一组经济变量，这组经济变量既可以解释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可以解释泡沫经济，因而避免了使用不同变量去解释日本经济不同发展阶段所引出的矛盾。
在现有的各种文献中，对日本经济现象的解释多从日本的产业政策出发，而高柏教授则从金融制度的角度来审视日本的产业政策，这样，他将研究的视角定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Long…term movement）所发生的两个深刻变化上，一是资本积累周期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向金融与财政的扩张的转变；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政策范式从社会保障向释放市场力量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导致了日益自由化的国际资本流动，这一流动使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不断波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即是明证。第二个转变引起了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即各国日益减少政府规制，强调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行为，其结果是不平等的增加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日益分裂。
高柏教授并没有就这种转变解释转变，而是用二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一个内在矛盾来引出这一转变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一转变使日本经济从繁荣转向停滞的机制。简而言之，高柏教授所说的国际经济秩序，即以促进社会保障和维持贸易与生产的扩张为目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内在矛盾即这一国际经济秩序中所蕴含的著名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由于特里芬悖论的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1971年崩溃，并最终引发了资本主义长程运动中的两个转变。这两个转变给日本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宏观上，日本跟随这一转变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并加入了由美英两国发起的金融自由化运动，从而丧失了财政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日本常常难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上取得良好的平衡。由于浮动汇率和日益增加的资本自由流动，日本银行通过干涉外汇市场来维持汇率的努力常常造成基础货币的增加，从而导致国内货币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大藏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减少贸易顺差的做法，又将私人投资引向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这就引发了日本的泡沫经济。
高柏教授书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是，他从微观上对日本企业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的制度与机制的分析。高柏认为，日本的企业治理模式有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强调协调，另一方面，它又忽视控制和监督。强调协调，使日本经济在战后得以高速发展，但忽视控制和监督，却引起了日本企业的过度竞争，而过度竞争对日本的高速增长和泡沫经济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研究就是为了借鉴，如果只是对日本经济的兴衰进行解释和总结，对我们的意义不能说是很大。但高柏先生在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中，时时思考的是中国的命运。日本经济之于中国经济的借鉴意义，其间的逻辑在于，从微观上，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都是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但宏观模式却存在很大的区别。造成日本经济增长的过度竞争虽然也造出了泡沫经济，但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但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却是依赖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而中国的这一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在为自己制造风险，甚至是比日本当年的风险更为凶险的风险。
第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逆差一起，给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必然要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