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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急了——我讲了这么多，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这算什么态度？
以后一段时间，我和杜政平见了面谁也不理谁。刚开始的几天还好，后来就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
直到某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在系里机房上一门实验课，九点半下课。通常，杜政平会很“凑巧”地在系里有什么事情要留到那么晚，然后带我回家。我们闹翻后，他就再也不“顺路”了。
可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有点怀念那些“凑巧”，因为从九点钟就开始下雨，一直到下课都还一点没有减小的趋势。
我坐在电脑前，时不时看一眼窗外，心里盘算着就这样跑回去会淋到什么程度。
突然，我发现有人站在我身后，转过头一看，是杜政平。
他两手插在裤兜里握成拳头，朝我咧开嘴笑笑，眼睛却盯着日光灯，“我正好路过，顺便问问你要不要搭车。”又立刻补上一句声明，“不要算了，反正我是顺路。”
回想起来，我应该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有点喜欢杜政平的吧？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的确很可爱。
那天搭他的车回家，他问我：“你真的只当我是普通朋友？”
我说：“嗯。”
他点点头，“知道了。”过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我等你。”
“你不要等。”
“你要不要是你的事，我等不等是我的事。”
我转过头去看他，他也正看着我。他，在等我；我，我又在等什么呢？
八月中旬，我收到张其馨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谈了一些回国探亲的经历，最后一行是：“还有，一直想告诉你，我和程明浩在谈恋爱。”
岂有此理！我敢担保她是从程明浩那里知道我去过旧金山，才觉得非告诉我不可了。居然还跟我用“一直想告诉你”！
我想都没想就立刻给她拨电话，“你舍得告诉我了？”
她沉默了一会，说：“我本来想早点告诉你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又是半天的沉默，她终于说：“对不起。”
那句“对不起”把我的眼泪逼了出来。
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问题：张其馨倒是并不回避自己“夺人所爱”，可是，她究竟“爱”不“爱”？
“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把以前织给田振峰的毛衣送给程明浩？”
她没有回答。我又问了一遍。
她还是没有回答，我的眼泪已经把话筒打湿。我又问她第三遍，说出的每一个字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我相信，在电话那头，她也不会好受。
张其馨还是没有回答，她挂上了电话。可是，半分钟后，她又打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关璐，还是对不起。”
我抱着话筒流眼泪，心里是说不出的疲倦。明明早已铸成的事实，我为什么还要不甘心？还要去自讨没趣？我试图要伤害张其馨，结果只是更严重地伤害了自己；她有程明浩对她好，我没有。
应该放手了。
一九九八年平安夜，我和杜政平参加完一个聚会回来，一人一罐啤酒坐在公寓楼门前的台阶上看星星。远处树上彩色灯泡扎成的大蝴蝶结在森然清冷的夜色里灿烂夺目。那时候，郑滢早已去了加州，杜政平成了我在学校里最亲近的人。
“这里的星星特别亮。”我说。
“大概是地势高，空气污染比较少的关系吧。”
“它们看上去那么近，其实却老远老远，”我有点感伤，“我们来唱歌吧。”
我起了个头，我们一起唱《且行且珍惜》：
……
迎着风向前行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
偶尔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
憎相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
缘字终难猜透才进心里却已然离去
……
杜政平的声音很好听，我们合唱得天衣无缝。
一首歌唱完，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想把手抽出来，他压得很紧。
“关璐，我还是喜欢你，”他一本正经地盯着我，“怎么办？”
那一刻，我被他感动了。我把头轻轻靠在他肩膀上：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他啊。他转过头来吻我。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我和杜政平开始谈恋爱。我想，他是个好人，我要努力地去爱他。
后来，我才明白，真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努力”的。在付出爱情的那一刻，便已是“覆水难收”。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开始得相当愉快，计算机系给了我奖学金，开学没几天，又收到郑滢从旧金山寄来的礼物——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那是我拥有的第一瓶香水。很久以前，我跟她说过有了钱要去买一瓶香奈尔五号，没想到她一直记得。
我立刻打电话去问她是捡了钱包还是傍了大款。
她格格笑着告诉我她联系到一家软件公司去实习，做软件测试，一小时二十美元，每周二十小时，算下来一个月扣税还能有接近一千四百块钱。
“我觉得自己好有钱，”郑滢会豪爽地去花还没挣到手的钱，“对了，我们公司今年业务多，需要很多实习生。昨天我去报到，人家还问我有没有同学可以推荐，就做一个暑假也行。要不要帮你推荐？”
“我到时候可能要修课。”
“机会很不错啊。”她极力建议。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想去旧金山。”
“哇，出息不小，”郑滢叫起来，“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够彻底，连井也一起怕！”
“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地方。”
“随便你，随便你。”郑滢无可奈何。
杜政平今年的生日，我送给他一条黑底嵌灰色和酒红色暗纹的领带。那是我在一家男装专卖店橱窗里看见的，模特儿身上穿的浅淡银灰色衬衫配那条领带，简直无懈可击。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放春假时，我们去纽约玩。在洛克菲勒中心楼下的一家礼品店，杜政平给我买了一个“情绪戒指”。说明书上说它会随人的情绪转变颜色：人高兴的时候，它变成橘黄色；难过的时候，它变成紫色；伤心的时候，它又会变成深灰色。我并不相信，但还是觉得很好玩。我把它套到左手中指上，紧了一些，换无名指，居然正正好好。可是，我想了想，还是把它套回中指。
那天下午，我们去登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现在也不算纽约最高的建筑了。”他有点不以为然，他想先去看金融区。
“帝国大厦顶上被人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拉着他去。
我们坐电梯到帝国大厦顶上，景色很美，风也非常大。我们拍了一些照片，就随着人流下来。纪念品商店的一角，有人拿着相机给走过的游客拍照，照片贴在楼下，喜欢的话可以买下来。
我没有什么准备就被杜政平拉着去拍了一张，觉得很不满意。到楼下一看，果然头发被风吹得很乱，表情也不自然，背包背在前胸，像只袋鼠。
我说：“难看死了。”
“我觉得不错啊。”杜政平倒是感觉良好，“唉，我们把这张照片买下来吧？”
“什么？拍这么蹩脚还要十二块九毛九，不要不要！”我很坚决地否定了。就在这时，隔着喧嚷的人群，在另一面墙壁上的一张相片里，我看见了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属于一个我认识的人。
我以为自己已经把他忘记，其实，我并没有。
在这个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重逢了。
我定定地和相片里的程明浩对望，他的眼睛里有一点东西在闪烁，刚开始，我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但它却像闪电一样刺痛我的眼睛，也毫不含糊地刺痛我的心。
突然，我醒悟过来，他眼睛里面闪烁着一种忧伤。电光火石间，我的脑子像被人狠狠踩了一脚，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记：我并不知道他眼底的忧伤从何而来，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它好像和我有关。
怎么会和我有关呢？我终于回过神来，焦急地环顾四周，他应该就在这附近，我要找到他。我要他告诉我那点和我有关的忧伤是什么。既然和我有关，那么，我就有权利知道。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人，是不是都会坦诚一点？
“你在看什么？”杜政平拍拍我的肩膀，“不想买的话就走吧。”
我猛地回过头，“我们把它买下来！”
“你刚才不是还说……”他目瞪口呆。
“我说买就买嘛！”我不耐烦地推他，“快点啊！”
他或许觉得我喜怒无常，但当时我心里惟一的念头就是不要程明浩看见我和杜政平的合影，一定不要。我懊悔拍那张照片。
一路上我都在左顾右盼，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高高的身影。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杜政平问我：“你怎么了？”问了好几次。
我只是摇头。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可就是不愿理他。刚才程明浩眼睛里面的忧伤，像两根钉子一样牢牢地扎进我的心里，让我的心很痛。他到哪里去了呢？
我不要他忧伤。即使早就明白他并不爱我，我也不要他忧伤。
我们在三十二街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结完账，老板送来两块签语饼干。杜政平打起精神，拿起一块，笑着说，“我最喜欢拆签语饼干了。”
他打开那块饼干，里面居然空空如也——没有“签”。
“怎么搞的？扫兴！”他有点沮丧，“看看你的吧。”
他拆开我面前那块，拿出纸条看了看，很高兴地把它递给我，“写得很准呢。”
我拿过那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