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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显然对他的答案非常满意，开始“小杜”来“小杜”去，口口声声拜托他照顾我云云。脸上摆出的神情，分明已经有几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的味道。
杜政平也兴高采烈地“伯母”长“伯母”短，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郑滢一直担心个把她从前的男朋友会不请自来找麻烦——大学里她素来众星拱月，收到的情书加起来放满了床头的饼干盒。但是，自从她下定决心要到美国念书以后，就和从前的男朋友都断绝了往来。拿到签证那一晚，我们三个跑到一家酒吧里喝啤酒一直喝到凌晨，郑滢扬着盖有签证的护照醉眼惺忪地说：“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去考吗？去年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美国什么大学的博士生，说是嫌在美国的女孩子太开放，要回国娶老婆，那人比我大九岁，脑袋上都已经开始秃了。我没嫌弃他，结果你们猜怎么样？他竟然还不要我！原来他家里总共安排了九个女孩子相亲，他挑了个更加漂亮的！从那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考出去，到了美国，自己挑，好好地挑，想嫁什么样的人，就嫁什么样的人！”
郑滢多虑了，她的男朋友一个也没来。惟一来送行的，还是我从前的男朋友陈志骅。
我是在觉得自己好像应该有个男朋友的时候认识陈志骅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分手也相当平淡——到了大学四年级，我打定主意去美国深造，他更加喜欢家里为他在市财政局里物色的饭碗。他说“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我说“我也是家里的独生女啊”。他说“我们两个人好像很不一样”，于是，我们说好，假如我的签证办不下来，就接
着交往下去；假如我签证成功，就分手。后来，我的签证办下来了。
陈志骅出现在机场的时候，有一个片刻，我以为他会像电视剧里的男主角那样请求女主角不要离开，我担心假如他那么说，该如何应付。结果他什么也没说，就是道了个别，叫我好好保重，然后转身走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舒了口气，又有点怅惘。那一刻，我发现，我们所谓的爱情其实一点都不深，以至于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而我也可以气定神闲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他来，不过是做了一件他自己觉得潇洒的事情。
妈妈还在耳边唠叨，我一直偷眼寻找程明浩。他直到上机前二十分钟才出现。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送他。
我突然开始同情他，虽然我们并没有说过几句话。
有人说，女人同情一个男人，就已经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置于下风。她会愿意接受他给予的伤害，因为，她会觉得那是在分担他所受到的伤害。
当时的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隔着人群，我碰触到了他的目光。他愣了一下，对我笑笑，我有点心慌，也对他笑了笑，赶紧把目光移开。
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独生子女，又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父母免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做妈妈的差不多都掉下了眼泪。
最夸张的是杜政平的妈，她是东北人，人高马大、浓眉大眼，却倒在儿子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爸劝老婆“儿子长大了总要自己出去闯的嘛，好男儿志在四方”，被她狠狠瞪了一眼，“说得轻松，儿子是我身上的一块肉呀。你倒试试看，”她朝着老公高高挺起的啤酒肚比划，“噢，从你这里挖一块板油下来，扔过太平洋去，看你痛不痛！”本来以为我妈已经够肉麻，见了他妈，才知道是小巫见大巫。
托运行李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风波，张其馨的箱子被退了回来，说是超重，要么拿掉点东西，要么就要论公斤交罚款。其实，每个人的行李都多少超重一些。可是，她实在有点过分，每个箱子都超重了差不多接近十公斤。
我们手忙脚乱地帮她把箱子打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两个箱子里满满当当几乎都是吃的，什么红枣、冬菇、银耳、枸杞、海带、红豆、绿豆、茶叶、话梅、肉松、花生米、霉干菜，光是肉松就有五六听，看得我们大眼瞪小眼。
我叫起来，“小姐，你这是去读书还是去开店啊？”
她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一个人的，有些是田振峰家里托我带去的。我不想拿出来了，交罚款就交罚款好了。”
杜政平说：“这么多吃的，到美国海关不一定都通得过的。与其到时候被扣下来，不如现在自己拿掉点。”
张其馨满脸涨得通红，却坚持一样都不许动，乖乖交了差不多五百块钱罚款。我们都为她的牺牲精神折服。
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个学生也因为行李超重在手忙脚乱地整理，他的箱子打点得好像不是去全球最发达的美国，而是去非洲的坦桑尼亚，统统是日常生活用品。随便翻开一块毛巾，里面竟然包着十几块肥皂。
郑滢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他是不是觉得美国人都不洗澡？”声音虽然轻，却足够让大家都听见。那个眉清目秀的男生推推眼镜，脸“刷”地红了。
再往下翻，居然是一顶浅蓝色的尼龙蚊帐。郑滢提高了嗓门，“哎呀，怎么还带顶蚊帐呢？美国不要太干净，根本没有蚊子的呀！”
那男生的脸更加红，鼻头上已经冒出汗来，越发手忙脚乱。
突然，我的背后传来一个声音，“照你这么说，美国根本没有蚊子，那英语里又怎么会有mosquito这个词呢？”
我们都笑了起来，我回头一看，程明浩正歪着头，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郑滢。
这一次，轮到郑滢哑口无言。
“那个程明浩讨厌死了。”在候机室的洗手间里，郑滢板起脸，很不高兴地说：“哎，平时看看他死样怪气、架子搭足，一句话都不舍得多讲，谁知道这种人要么不开口，开起口来就让人家下不来台，我得罪他了吗？”
郑滢今天心情不好。原因很多：其一，她妈妈逼着她穿了那件大红色的衬衣，说要“沾点喜气、图个吉利”，她不喜欢那个颜色，说“像乡下人进城，就差给我头上再插朵花”，而且最重要的是埋没了她的身材；其二，她固然不希望临走冒出个男人来对着她哭哭啼啼，但昔日的火山孝子一个也没来，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其三，刚才程明浩一句话把她反驳得无言以对，她觉得在大家面前失了面子；其四，她的“老朋友”来了。
我之所以知道她的“老朋友”来了，是因为我自己的“老朋友”也来了。
大概是大学四年里都住同一间宿舍上下铺的关系，我和郑滢的月经周期居然一模一样。有时候，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微妙的原因，两个性格如此相异的人才一直可以把好朋友做下来。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在相同的日子里心烦意乱、情绪低落，以至于口角不断，可是一旦过了那几天，等心情好起来，我们又有很合理的借口向对方赔礼道歉——“不要生气，我
不是成心的，老朋友来了嘛”。
现在好像流行把月经叫做“生理期”或者“大姨妈”，我总是觉得听上去不大顺，不如“老朋友”来得婉转亲切。有人说“三年就是一代”，好像不无道理。回头看去，一九九七年夏天走出大学校园的女孩子在很多方面已经很落伍了：我们来“老朋友”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不透明的袋子去超市买卫生巾，碰到男生在旁边排队付款会脸红；我们普遍觉得好女孩子不应该染头发——最多最多挑染一点点发梢；我们见了喜欢的男生大多不会有勇气马上问“你叫什么名字”；碰到自己不喜欢的男生追求会惦记着“跟他说清楚，免得浪费人家时间”；我们用笔和笔友写信；我们收到的情书多是实实在在捧在手上的纸张，而不是轻飘飘的电子版；我们迷恋张信哲温柔绵长、几近婆婆妈妈的情歌，而且以为，爱情，真的就是那样。
和我有一样的月经周期给郑滢带来了好处，她已经习惯于伸手跟我拿卫生巾。算一算四年以来她揩油我卫生巾的钱，起码够买一条“佐丹奴”牛仔裤了。
我从包里掏出一块卫生巾递给她。她居然还挑剔，“怎么这么厚？护舒宝都出丝薄的了，你怎么不去买？”
“你怎么不去买？”我觉得好气，把“你”字说得重重的。
杜政平通过一个亲戚帮我们买了飞机票，价钱比较便宜，但是要在东京转机。张其馨的男朋友会去旧金山接她，我、郑滢和杜政平再飞到洛杉矶。等到了那里，他去得克萨斯，我们去新墨西哥。
很“凑巧”，我的位子和他的排在一起。郑滢说他是故意的，这样在途中我睡着时就会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可是，在东京转机后没多久，杜政平自己先睡着了，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反过来当了他的靠枕。
我抖了几抖肩膀，想把他摇醒，他朦胧着眼靠回椅背上去，可是，不一会儿，又理直气壮靠过来。如此几次，我干脆放弃。
这时，有人轻轻地拍了拍我，我回过头去，是程明浩。他问：“要不要我跟你换个位子？”我点点头，感激地对他笑笑。
。。
杜政平一路睡到旧金山，直到地图显示我们已经在美国的西海岸线上，他才抬起头来，揉揉眼睛，看见旁边坐着程明浩，问：“怎么是你？”
我听见程明浩回答：“你还以为是谁？快把头挪开，你把我的肩膀都快枕塌了。”
杜政平抓抓脑袋，回过头来，对我笑笑，“不好意思，昨天睡得太晚，”然后叫起来，“有没有吃的？饿死我了。”
这时，机长拉长了嗓门说：“欢迎来到美丽的旧金山。”我们不约而同向机窗外面看去，旧金山，已经在云端下面了。
那天天气很好，在清晨的阳光中，旧金山安静地枕着她绵长的海岸线和碧蓝的海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