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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好男人都一样，负心汉则各有各的门法。这一个负心汉，很聪明地开门见山把牌摊在桌上，然后“置于死地而后生”。
“这又说明什么？”
“说明他更爱的是我。感情和爱情是不同的。”
“他有小孩吗？”
“没有。”
“他会和他老婆离婚吗？”
“我现在还不想给他太多压力，”郑滢好像并不想多谈，把话题岔到杨远韬对她多么多么好：杨远韬曾经到处为她找一种雀巢出品的叫“八点以后”的黑巧克力，杨远韬出差回来不去自己家先跑来看她，她痛经的时候他帮她揉肚子，噢，对了，杨远韬送给她一个PRADA包包。
“多少钱？”面对那些令人炫目的品牌，我第一反应往往是这句很俗气的话，改也改不过来。
“上海华亭路买的，你说多少钱？”
“他送你个假包？”
“准确地说，是‘仿’的，不过，看上去跟真的一模一样。”
我看看她，再也忍不住，笑起来，“我明白了，你是真的很爱他。”
“怎么说？”
“否则以你的脾气，怎么肯让他拿个假包来耍？”
郑滢沉默一会儿，说：“他有苦衷的。”老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杨远韬背后的那个女人显然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一套管理丈夫的系统，“他老婆要定期查账的，她的理论是钱花多少都可以，不过要知道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花几百块钱买个包，他老婆肯定会警觉。”
“然后河东狮吼？”我心想，臭男人，“苦衷”你个大头鬼。
“倒也不是，他说不想让他老婆无谓地难过。我想想也是，抢了人家的丈夫，好像是有点理亏。”
有些女人恋爱起来会变得任性，比如我；而有些女人恋爱起来却会变得通情达理，比如郑滢。我觉得她不是突然变贤惠，就是爱昏头了。种种迹象表明，她属于后者。
“换了我，就坚决不要那个假包。”我说。
“程明浩可是好像连假的也没送给过你啊。”她明显地有点生气。
“如果我想要，迟早有一天他会拿个真的来。”我不由针锋相对。
四 谁是查理·布朗
我们大眼瞪小眼，“噗哧”一声同时笑出来。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骂谁都可以，骂他就不可以。”郑滢摇摇头。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月份吧。”
“你为什么瞒我？怕我传你谣言吗？”
“我跟他说好了，对外不公开，”她左右看看，压低一点声音，“这家公司里好些人认识他，万一别人知道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到底是对谁没有好处？你，还是他？”我不肯放过她。
她看看我，然后转过头去看窗外的草坪，“你是不是觉得我在犯贱？”
“有点，”我咽下最后一口汉堡，“世界上男人多了，没结婚的满地都是，你很喜欢向难度挑战吗？而且，女人的心比男人细，他老婆迟早会发现，到时候黄脸婆找上门来拿把水果刀顶着手腕跟你讨老公，你吃得消？”
郑滢脸上露出一个有点无奈的微笑。
“唉，那个甜甜圈你究竟喜欢他什么？”这一轮谈话在我和郑滢多年的交情里不下于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我第一次头头是道地跟她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恭恭敬敬地听她大小姐训话。我骤然觉得自己老成了许多，于是再接再厉，“有钱？好看？有地位？知道哄女人开心？还是车屁股上那个L？”我开始打手势以加重语气。
她搭住我的手臂，换一种底气不足的声调，“知道了。老实告诉你，我已经跟他分手过三次了，不过没分掉。我想我大概真的爱上他了。”
我瞠目结舌。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郑滢从前的恋爱都是分手一次就够了。
“你是爱他的钱还是爱他？”
“我当然爱他的钱，”她做了坏事一样抬起眼睛看看我，声音低下去，“不过，也爱他。”
“其实他这个人很好，不大多话，但很实在，下次你见到他就知道了。惟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心太软……他说他老婆身体一直不大好，怕她受不了打击，现在真的不想气她，想等这一段过去以后再慢慢跟她提离婚的事情，”随之又前后矛盾地加上一句，“其实我也还年轻，就谈谈恋爱也好啊，你想，要找个理想的恋爱对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
我没得话说。这一次，郑滢是栽进去了。她大概是看那些谈情说爱的书走火入魔，难怪古人说女人不应该读书。
又是两个星期，我的工作一点起色也没有，还是天天帮人家打杂印东西订会议室买咖啡，马克还是不给我好脸色看，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得罪了他。难道美国人也相信“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一套？我找了一个机会婉转地向艾米讲了自己的处境，她笑笑，“耐心一点，机会总会有的，现在你只要好好向马克学东西就可以了。”我心里嘀咕，马克防贼一样防我，学什么学。
过了一个月，艾米用一种酷毙的方式让我明白了她那句“耐心一点，机会总会有的”绝非画饼充饥：她把马克逼出了公司。
表面现象是在公司服务十几年的马克突然辞职，内幕是艾米突然把马克叫去，提出要把他调去一个基层客户服务部门，马克一听就火冒三丈，客户服务又辛苦又死板，程序员都不愿意往那边调，何况以他的资历。美国人要起面子来也厉害，他试图联合部门里资深的同事联名上书，人家反而打小报告，三下两下，艾米借故把他训了一顿。他一气之下辞职。
艾米送给马克两件印着公司标志的衬衫，有一件的领子还有点歪，他没带走，扔在办公桌底层抽屉里。十二年落得这么两件衬衫，简直像在骂人。我把它们钉在家里写字台旁边的墙上，勉励自己：哪天我要是离开公司，一定不要像这样被两件衬衫打发走，我要部门里所有同事来为我送行。
这是我从职业生涯中学会的第一件事：宁做哈巴狗，不做落水狗，否则，迟早变成丧家狗。
我接手了马克那一间景色优美的转角办公室和一大堆艰深晦涩的工作，天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惟一的休闲是周末和程明浩去看旧金山湾边的码头。
城市东面那一排渡轮码头是我们喜欢去散步的地方。我们经常从最南面的三十八号码头开始，沿旧金山湾走过海湾大桥、渡轮大楼、渔人码头，直到最北面的四十七号码头。
那些码头历史悠久，像一排士兵，整整齐齐地驻守在旧金山湾边，尽职地输送着来往于旧金山和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船只。
他说：“想不到你这么喜欢看码头。”
我说：“码头是船只回家的地方。”
那条路上，有一家糖果店，叫“巧克力天堂”。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巧克力，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金币、小动物、人像，甚至有巧克力做成的金门大桥。我喜欢一种包椰丝的黑巧克力，小小的，做成一朵朵玫瑰花的形状，可爱得简直让人不舍得下口。每次走过那里，都会忍不住停下来买。因为价钱太贵，从某一次开始，我就规定自己只准抓两把。
“为什么是两把，而不是一把或者三把呢？”程明浩质疑我随机定出来的规矩。
“三把太多，一把太少啊。”我一边说一边努力地张开手掌，想一把多抓一点。
“算了算了，”他微笑着按住我的手，“我来帮你抓。照你的，抓两把。”他的手比我大很多，他抓一把，差不多相当于我的两把。于是我们达成了这个自欺欺人的默契。
我们经常在一号码头旁边的栈桥上看旧金山湾，碧蓝海湾里的点点白帆和修长秀丽的海湾大桥相映成趣，对面伯克利的远山像一条轻柔的浅蓝色缎带，勾画出了与地平线交融的天际。夏日的风轻抚着我的头发，阳光撒在水面上宛如一丝丝散开的金箔。
那里有几条长凳，很旧了，铁支架上锈迹斑斑，木头座位上却总是擦得干干净净，在阳光下暖暖的。坐在上面，听着一阵阵海浪声，时不时有海鸥“咕咕”叫着在身边掠过，头上，是永远湛蓝得几乎透明的天。
这原本就是个哪里都可以海誓山盟的城市。
程明浩轻轻地摸我的头发，“你的头发真暖和。”
“别老摸我的头，多摸头会把人摸笨的。”
“那你还老喜欢摸我的头？”
“你本来就笨，虱多不痒。”
有一次，一袋巧克力吃光，程明浩告诉我，年底，他打算去西雅图一个研究所实习，为期半年。
我吃了一惊，“那么远？”
他告诉我，那个地方很不错，“有这么一段经验，将来毕业找工作就方便多了。”
“旧金山就没有合适的机会了吗？”
“也不是没有，不过那家研究中心是我的第一选择。说真的，那个地方不太容易进去呢。”
我想了想，点点头，对他笑笑，“那很好。”然后低下头，加上一句，“不过，你要快点回来。”
他又摸摸我的头发，“半年时间很快的。”
码头是船只回家的地方，也是船只出发的地方。每天有好多船离开旧金山湾边的码头，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