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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医生还接收新病人，于是我问郑滢她想不想转过来，郑滢说：“算了，我还是照顾本家的生意吧。”
“对了，关璐，上次那个问题，我问过郑广和了。”
“哪个问题？”
“就是男医生碰到女病人起自然反应那个问题呀。郑广和的答案是‘男医生从业时，首先是医生，然后才是男人’。假惺惺。”
“你拿那个去问他？他还回答你？”我觉得不可思议，“当心他反过来告你性骚扰。”
“怕什么，我又不是在他办公室里问的。你猜怎么样，原来我们去同一家健身房，上星期六我在那里碰到他，正好他脱光了要往游泳池里跳，我都差点没认出他来。”
“怎么样？有没有六块腹肌？”
“像只剥光的田鸡，”郑滢半眯起眼睛，“不过肩背肌肉倒还过得去，大腿其实也不错，比我原来想像的要性感一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各游各的，等到吃饭，那旁边就一家餐馆，我正好跟他搭一张桌子，没什么话说，就顺便问他那个问题。他居然脸都红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么皮厚。你们还说了些什么？”
“差不多都是他在说，这个人大概出了医院妇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女人说话，翻来覆去那家健身房怎么好，设施怎么齐备，年费怎么合理，他怎么每周都去，啰嗦死了，难怪三十二岁都没结婚。”
“他告诉你他三十二岁？”
“他还告诉我以前谈过一个女朋友，谈了很久，后来因为性格不合分手。我看不是性格不合，是觉得他太无聊。”
“这个男人对你有意思！他跟你讲健身房是希望你知道他体健貌端，跟你讲没结婚是希望你知道他名草没主，跟你讲女朋友是希望你知道他不是同性恋，”我兴致勃勃地分析，“很有可能他帮你做检查时就已经春心萌动。”
“那他也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有男朋友。否则他开给我的那些药是吃来杀蛔虫的吗？”说的也是，估计杨远韬都未必知道郑滢吃哪个牌子的药。
“他婚离得怎么样了？”
“哪有那么快，他说要盘算盘算怎样尽量减少损失，我看是又开始心疼钱了。我不管，反正我告诉过他，我会嫁给二二年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一年的时间，总够了吧。”
“万一到时候他离不掉，你怎么办？”
“到了那个时候再说，我现在总得先给他点压力。就像我们定工作计划，管它完得成完不成，先要写得像那么回事。”
一个月后，Chris和我的合作项目结束，他凭借其中的出色表现升了一级。Chris慷慨地请全部门吃了一顿饭，然后向艾米提出要求和我调换办公室，理由是他现在高我一级，按级别，应该拥有一间转角办公室。
那个星期五下午，我用会议室的转椅把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推到Chris那间其实差不多大小、只是窗户小一点的办公室，第一次体会到所谓“力争上游”最现实的意义。一扇稍微大一点的窗户，在特定的环境下，代表了许多、许多。
回想起来，虽然刚工作时傻乎乎一心求成又没找对门路，受了委屈也不知如何应付，那一段时间却还是很值得怀念。当时，公司好像很有钱，动辄找名目组织活动：新项目要开始了，庆祝一下，找个地方吃海鲜；达到了里程目标，庆祝一下，全部门去看球赛；夏天到了，庆祝一下，海边烧烤，公司报销一切费用外加汽油；秋天到了，庆祝一下，去葡萄酒园品酒，品完每人带一瓶回家；项目结束了，而且居然还提前了两天，了不起，每人一张礼品卡；圣诞节吗，废话，一年一度，不好好开个酒会怎么行？
伴随物质而来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人们都很乐观，许多中流砥柱级的人义无反顾地从大公司跳到小公司，怀着“只要公司股票上市我就能赚个满钵”的信念；留在大公司里的，年纪大的想熬到退休拿福利，年纪轻的想“稳定中求发展，在这里混到点资本再跳出去，身价更高”，上班时大家都忙里偷闲瞄着自己买的股票看是不是又往上涨了。每个人都向前看，相信“明天会更好”。如果时间也有颜色，那么，那是一个带着粉红色的、短暂的片段，称之“流金岁月”并不为过。
然而，花无百日红，任何东西，好到顶，自然走下坡路。
不知从哪天起，空气竟然真的带“粉红色”了，新闻、报纸、杂志、网上漂浮着一个叫“粉红条”的单词。在英语里，给某人一张“粉红条”用来比喻通知他丢了饭碗。二一年上半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
公司里第一次飘起“粉红条”。公司赋予它一个煞有介事的名词“资源重组”，听上去很有学问，其实是一堆狗屎——用奶酪和西红柿镶边，撒上胡椒和迷迭香，再浇一朵奶油花，还是一堆狗屎，发明那个词的人应该自己先吃一口，看他说不说“味道好极了”。
虽然已听过好多次，当“粉红条”真正飘起，每个人心里还是像经受了一次大地震。艾米召集我们开会，带着她招牌性的微笑说，很遗憾，从今以后，我们部门将“失去”两名员工，其他人还是各居各位，她真诚地祝愿那两位员工在别处能有更好的机会。当然，这个美好的“祝愿”，那两个人是听不见的，因为半小时前，他们已经在人事部门员工的“陪同”下离开了公司。
剩下的半天谣言四起，有人说这和第一季度业绩有关，裁员是为了把股票拉上去；有人说裁这些人杯水车薪顶什么用，立刻被一眼瞪回去，“你难道还希望多裁点”；有人说裁的主要是将近退休的；也有人说某个部门新进公司的某某某跟着上司一起滚蛋了。听得所有人心里加倍发慌。
我坐在办公桌前越过电脑屏幕看窗外碧蓝的天空，天只是一味地蓝，毫不含糊，没有一丝忧伤，也没有一点同情心。我想起就在去年，公司招我进来还发给郑滢六千块钱的推荐奖金，觉得美国真让人“经风雨，见世面”。
我每天晚上临睡前和程明浩通一次电话。我喜欢钻到被窝里，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然后把音量调大一点，耳朵凑在它旁边，有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告诉我西雅图天气不好，三天两头下雨，我说：“谁叫你自己喜欢跑到那儿去，我在哪里，太阳就在哪里。”
偶尔，我打开他的电子邮箱看看，他的邮件不多，无非是从前的同学和朋友，都很简短，也从来没有张其馨的。几次下来，也就懒得去看了。
两个多月后，公司第二轮裁员让所有人拎清了形势：“过去的好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轮“资源重组”涉及面更广，来势更凶，走路的员工待遇更差。整整一天，公司里气氛沉重得像压了块铅，大家彼此见面先要端详一番对方脸色再开口，惟恐人家刚刚被裁而自己说出什么会导致“不必要刺激”的话来。
我在电梯间和那位客户服务部门的冤家不期而遇，自从那次被当众出卖，我见了他都绕道而行，今天不巧，迎头碰上，只好尴尬地笑笑。他手里抱着一个大纸盒，电梯门刚关上就开始骂娘——当然用的是英语，先骂公司过河拆桥，后骂管理层借机整人，再骂员工之间内部倾轧（他大概已经忘了和我之间的过节），最后扔下一句：“看好了，那帮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他们部门被裁了足足三分之一，他属于倒霉的一员。
电梯到底楼，我已经不再恨他，也不再那么恨Chris。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不过都是一棵大树上的小猢狲，平时为抢一两个香蕉或桃子你争我夺，然而，当面临树倒猢狲散，我们的命运都不握在自己手里。
这一轮裁员中，我们部门又“失去”了三个人。大家各就各位，毫无怨言地接过分到手上的额外工作，好像那些人从来没存在过。不知不觉间，大家变乖了，变勤奋了，变得任劳任怨：再没人提早下班，再没人一顿午饭吃两个小时，大家开始周末把电脑带回家有事没事发个电子邮件出来表示“我在干活”，开始细心揣摩主管的心思，原先的“我要如何如何”变成“我要讨老板高兴”，而后突然发现，老板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容易不高兴的生物了。部门里的一个马屁精甚至专门写了一套代码，输入同事们的大致年龄、工资、年审评分等参数，凭之计算每个人相对于自己被裁员的几率，以确定要对付的对象。裁员比海鲜、烧烤、球赛、酒会、礼品卡加在一起更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一点公司人事部门大概始料未及。那种情形让我想起一句古话叫“棍棒下面出孝子”。
工作比以前更忙，但我还是在五月底请了两天假，加上长周末，打算去西雅图看程明浩。我记得，那个周末是他的生日。
我给他买了一块手表做生日礼物，长方形的表面，银灰的表盘，指针在上面闪闪发亮。我觉得这块手表很“像”他。
临行前，郑滢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样东西，用粉红色礼品纸和缎带包得像模像样。
我打开包装，是一盒保险套。
她好像怕我不识货，还凑上来补充一句，“这一种是这个牌子里最高档的了。”
我红着脸骂她，“神经病。”
“关璐，我已经想好了，将来你结婚，我给你陪嫁一打三十六个大包装的保险套，以平均一周四个计算，多退少补，可以用大约两年，两年以后呢，我看你也差不多该生孩子了，”她得意洋洋，“是不是很周到？”
郑滢自作主张的好意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飞机一到西雅图，我就发现“老朋友”来了。不知是因为旅行，还是临上飞机前吃的那杯冰淇淋，抑或是某种奇特的心理暗示，总之，它提前了足足一个星期。
程明浩摸摸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