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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转过头来，我趁他发问之前说：“我今天碰到程明浩了。他们公司组织活动，正好和我们在一个地方。”我把程明浩的名片拿给他看。
“这么巧？”
“嗯。”
他不说话了。
那顿饭吃得庄严肃穆。我收碗的时候，杜政平指着那张名片，“这个，你觉得有必要留着吗？”
我们对视了半分钟，我微笑一下，把名片拿过来，慢慢地撕掉，“我觉得没有。”然后把碎片扔进垃圾袋，又把垃圾袋扎起来。
晚上，杜政平已经睡着，半梦半醒之间，我忽然想起好久以前想了一晚没想明白的问题：程明浩的手机号码是多少？今天他写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又忘记了。我对数字、尤其电话号码的记忆能力很差，不写下来根本记不住。最后四个数字是“3457”？不对，是“3754”？好像也不对，“3547”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把我越弄越清醒，搞不好又要一夜无眠。
我轻轻下床，踮着脚走到厨房里，小心地解开角落里的那个垃圾袋，在一堆菜叶、剩饭、脏纸巾、塑料袋和可乐罐当中寻找那张名片的碎片。不是余情未了，只是，只是我想看看我自己记的对不对。
“关璐，你在干什么？”
我的手猛然一抖，回过头，杜政平正站在水槽前看着我，他的脸色在日光灯下白得可怕。
“我，我在找一张发票……昨天去超市买的那瓶、那瓶洗发液有三块钱的厂商退款，我突然想起来……”
他默默地点点头，“啊，是这样。明天再找吧，我帮你一起找。”他好像很相信我的话。
“好。”我听话地跟他回房间去。回想起刚才的事，觉得不可思议，而日光灯下的两个人都面目可憎、行为猥琐。爱情，真的能让人沦落？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杜政平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说他去公司了。我去厨房做早饭，发现那个垃圾袋已经被扔掉了。那天是星期六，他们公司也并没有忙到要加班的程度，我心里明白，他只是为了避免和我见面。晚上七点多钟，我刚把饭做好，他开门进来，把一盒德芙黑巧克力放在桌上，“给你。”
我拿起来看看，对他笑了笑，把巧克力放进冰箱，“谢谢你。”我没有告诉他，其实，上次去检查牙齿，医生说我有两颗牙齿变得“敏感”，列出很多种建议少吃最好不吃的食品，巧克力首当其冲。我很怀疑是那次一口气吃完一大袋椰丝巧克力的恶果：吃的时候纠集了太多的情感，连牙齿都吃不消，变得“敏感”，用实际行动抗议：“不跟你玩了。”
以后几个周末，杜政平没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他。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连打电话也客气了几分。我们的感情好像被放在了秋千架上，一下一下地在风里晃荡，越晃越高，随时可能会飞出去。两个人一起胆战心惊地看着，却不知该怎么办。
八月份一个星期五早上，十点多钟，杜政平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一个触目惊心的消息：他那家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决定关闭旧金山分公司，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员工有机会转去东部另一家分公司，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就地解散。杜政平的整个部门，包括主管，都属于那百分之七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二〇〇二年夏天，由于“九一一”和安龙事件导致的经济衰退，在高科技行业找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而难上加难的是，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找到工作，否则，杜政平在美国的身份就会过期，他如果不想“黑”掉，就要在限期之内离开美国，而那个“限期”，是可以扳着手指数完的。有工作的时候，人称“高科技精英”；一旦丢了饭碗，就立刻成为超市打折架子上的罐头。
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没人去顾及晃悠在秋千架上的感情了。我们拿出各自的通讯簿，把认识的所有有工作的人不论亲疏不分种族列成一张表，准备一个一个去联络。那张表极其详尽，一切我们能想到的社会关系统统包含在内。杜政平甚至问：“郑滢以前不是有好多追求者吗？”我想了想，说：“算了，这种人情，一旦欠下来，你叫她怎么还？”
我的手指一页页翻过他的通讯录，快翻完的时候，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我看看他，他沉
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把程明浩加到表格最后一栏。他的公司有一个IT部门；而他，说过把我们当朋友的。
那个周末，我们打了整整两天的电话，把一张表格划得五花八门，可是，大部分的人给出的答复都让人当场失望，剩下那一部分也是要了简历，却加上一句“不要寄太大希望”。也可以理解，大家都自顾不暇，帮忙更是力不从心。
星期天晚上，我终于给程明浩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一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来，“你马上寄一份小杜的简历给我，我明天晚上给你们答复。”
我说声“谢谢”，把简历寄给他，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发现杜政平已经不在屋子里。我打开门，看见他坐在外面的楼梯上喝啤酒。我也拿了一罐啤酒，坐在他旁边，一边喝一边告诉他我替他寄了简历给程明浩。
他自嘲似地笑笑，“真是不争气，要情敌来帮这种忙。”
我说：“他现在不是你的情敌了。”
他低下头，“我还是不争气。”
我转过头，吃惊地发现突如其来的失业可以让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的胡子两天没刮，眼睛充血，脸色发青，原先的神采飞扬、热情开朗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颓废了一圈，让我越看越难过。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好消息的。”
他看看我，“你觉得会吗？”
我避开他的眼睛，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乐观，一般公司都在年底进新人，八月份的工作机会凤毛麟角，而且竞争肯定非常激烈。
“你们公司真不是东西，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早点打个招呼，让人家怎么办？”
他叹口气，“就是因为事情太大，才绝对不能打招呼，否则还不天下大乱？算我倒霉，”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手里的啤酒罐冷笑，“你知道我找工作的时候有多少家公司要吗？价码一个比一个开得高，”他伸出七个手指，“现在这些王八蛋都哪里去了？”
“你不要这样。”我心痛地看着他。
他突然站起来，恶狠狠地把啤酒罐捏扁，“凭什么？凭什么呀？你说我是哪里差劲？关璐，你说呀，凭什么人家都好好的，我要去倒这种霉？你倒是说呀？”他的五官扭成一团，拧成非常痛苦的表情。
我用力拉他坐下，“倒霉的又不是你一个，我们公司一会儿就有一堆人倒霉，说不定明天就轮到我。不过，再倒霉，总会有办法的，又不至于会死！”我用力在他耳边喊着，声音在夜色里有几分凄楚。
他捧着头，两手大拇指用力按住太阳穴，终于平静下来。我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脑勺。
过了很久，杜政平把头靠到我肩膀上，“关璐，现在只有跟你在一起还可以稍微舒服一点。”
“那就跟我在一起吧。”
“我是说一直跟你在一起。”
我转过头去，他抓紧了我的手，脸上满溢一种天真的悲伤，像极花生漫画里那个总喜欢抓着一块毯子、一旦放手就心神不宁的莱纳斯，莱纳斯让我心疼。只是，我从没想过，有朝一日，杜政平会变成莱纳斯；而我，会被他当成那块毯子。
我脑子里过电一样闪过那天在山坡上程明浩看着我说“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的神情，心里一阵苍凉。长大了，就不能再任性，要懂得负责任。
我点点头，微笑一下，“那就一直跟我在一起。”
他的头发刺着我的脖子，像五年前在飞机上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人会来问“要不要我跟你换个位子”。我突然意识到，这几年，我和杜政平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起落，共同拥有了那么多回忆。这些，加在一起，还不够吗？很多人，不就是靠着情义过一辈子的？
第二天晚上，程明浩打电话来，杜政平正好不在，是我接的。
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IT部门现在没有空缺，声音很抱歉，“我已经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找遍了，实在不行。对不起。”
“不要紧，谢谢你费心。”我真心诚意地说。一个晚上，我已经接了七八通这样的电话，早已经麻木。
“我也想过自己部门里的位子，可惜小杜的背景差得太远。真对不起。”他的口气倒好像他欠了我们。 “谢谢你费心。”我也又说一遍。
他问我有没有其他的机会，我说没有。
他迟疑一下，问我：“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大不了我们就结婚，他可以转成我的配偶身份留在美国。”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幽灵般地蹿起一种小小的、报复的快乐。不管你在不在乎，我要结婚了，比你先结，结给你看；至于和谁结，为什么结，与你何干？
他沉默了，过一会儿，换一种干脆利索的语气，“关璐，我再去想想办法吧。”
“不用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
“让我试试看。说不定……”
“真的不要，”我打断他，“车到山前必有路。”
“璐璐，”他突然叫了我一声，“听话。”
我被他叫得愣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一股气从心里冒上来，“干吗听你的话？我又不是小孩子！”然后用力把电话挂上。
这个时候，杜政平回来了。电话铃又响，他去接，我知道那是谁打来的，低着头，却认真地聆听他每一句话。
杜政平说了几句，内容和我刚才讲的大同小异，然后挂线。他说：“程明浩说他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