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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滢相机里的胶卷冲印出来了。我看着我们在旧金山机场的合照，忍不住打电话给程明浩问他想不想要一张。
程明浩正在感冒，说起话来像拉风箱。
我有点奇怪，“不是都说中国人到了美国，两年内不会感冒的吗？”
他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可能因为我的脖子比较长，所以容易感冒。”
“脖子长和感冒有关系吗？”
“我也是听人家讲的。”他一面吸溜鼻子一面挣扎着往下讲。
“那你到了冬天怎么办？”
“到时再说吧，希望等到冬天，我已经适应这里的气候了。”
我挂上电话，再仔细看那张照片，发现程明浩的脖子好像确实比其他人长一些。我想起他说的“脖子长容易感冒”，笑出声来。
郑滢问我：“你笑什么？”我说：“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们的样子好土。”
我的心里在想，他的长脖子，到了冬天，好像会需要一条围巾。
我把那张照片翻印了寄给程明浩。几天后，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拍得很好。谢谢你。”
我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不应该站在一起拍照，那样会让我产生自卑感。你到底有多高？”
他笑了起来，“光脚量一米八三，穿拖鞋一米八四，穿皮鞋一米八五，穿运动鞋一米八六。”
我光脚一米五八，如此算来，和他身高相差二十五厘米。假如我穿上五厘米的高跟鞋，而他又正好光着脚，就可以缩短到二十厘米。可是，他凭什么要光着脚呢？他起码会穿上一双拖鞋，那么，我们的身高，至少有二十一厘米的距离。
一个同学告诉我，有个网站叫mapquest
看不出，地图上那么短短一条，远得这么离谱。
大概，只有在乎一个人，才会去在意同他之间的距离——一切可以丈量和无法丈量的距离。
以后的日子大家都过得很充实：郑滢天天忙着对付亨特的工作；其馨一心一意地办转学
；我从系里一个中国同学的太太那里借来棒针，把临出国前我妈给我织的一条毛线裤拆了，开始织一条围巾。
我织围巾的技术不算好。记得读大学时某一年的冬天，突然之间所有的女孩子都开始给男朋友织“温暖牌”围巾，我也凑热闹给陈志骅织过一条。我只会织基本的上下针，围巾上也没有什么花纹，还有点歪歪扭扭的，郑滢诚实地说“不要太难看”，其馨的评论是“很朴实”，但那在她的词汇里等于“不要太难看”，可就是这样也要了我两个多月工夫，等围巾织好，冬天也过去了。
那果然是一条“温暖牌”围巾，陈志骅为了让我高兴，在二十度的室温下鹤立鸡群戴了一天、吸引无数眼球后就把它压到箱子里了。
第二年冬天，我留心看他会不会拿出来戴，可是他没有。他在大冬天光着脖子走来走去，也没有戴那条围巾。
我问他：“你怎么不戴去年我送的那条围巾？”
他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哎呀，我都把它给忘了。”
我知道他没有忘记，他只是不喜欢。后来，我买了一条那年流行的格子羊毛围巾送给他作圣诞礼物。
其馨说：“你可以再给他织一条，其实不太难的。”其馨很善于织毛线，出国前她曾经给我看过一件她给田振峰织的米色套头毛衣，上面织着元宝针，手工很细，比买来的都好。
我说：“算了吧，我知道自己的小脑不发达，不想太难为它。”
到现在，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小脑有了什么长进，可是，我愿意再尝试一次——为了程明浩。
虽然还没有找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把围巾送给他，我依然希望能尽早把它织好，因为旧金山是一个连夏天都会寒冷的地方。
两个月后，张其馨打电话来说她拿到了旧金山一所大学春季入学的奖学金，“不过，旧金山的机场在郊区，还没找到人接我。”
我灵机一动，“程明浩不是在旧金山吗？不如我帮你问问他到时候方不方便去机场接你。”我知道张其馨脸皮薄，求人的事情，能自己不开口乐得不开口。
张其馨很高兴，郑滢却从她房间里探出头来跟我做鬼脸。
“难怪你看不上杜政平，原来你心里已经装不下他了。”
“关他什么事？”我的脸“腾”地红了。
“还不承认？别忘了我们月经周期一样，你什么时候思春，我有心灵感应。”
我气急败坏地要拧她的嘴。我们在她床上闹成一团。
闹完了，郑滢说：“你喜欢他，就早点跟他敲定。”
“我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我。”我有点难为情。
“你喜欢他就够了，敲。”
杜政平还是几天一个电话，这一次，他劈头盖脸地问：“银灰色和黑色，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说：“当然是银灰，看不厌。”
“除了看不厌，还有什么别的优点吗？”
“看不厌，不就是最大的优点吗？对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以后就知道了。”他神秘兮兮地挂上电话。
中秋节，中国学生会搞了一个聚餐，聚餐结束后还有一个小型舞会。我和郑滢去了。郑滢穿一件丝质黑色圆领连衣裙，脖子上一条水钻项链，其他一点装饰品也不用，越发衬出雪白的皮肤和漂亮的脸。
可惜她今天运气不好，在餐厅门口的瓷砖地上狠狠滑了一下，痛得龇牙咧嘴，虽然并无大碍，舞是铁定跳不成了。
于是我们坐在角落里看电视，一盘接一盘吃免费供应的巧克力冰淇淋，郑滢平均吃三口说一句“真没意思”。等我拿了第四盘冰淇淋回来，发现位子被一个男生占了。那个男生身材高大，长得很帅，正在指手画脚和郑滢说着什么。
我朝郑滢递个眼光，想知道她是希望我去“救驾”还是希望我“闪开”，她百忙之中居然丢过来一个“快滚”的眼神。这个重色轻友的女人！
我幽怨地吃完第七盘冰淇淋，正在琢磨回家拉肚子的可能性有几成以及有没有必要补两粒黄连素，郑滢摇曳着身子走过来介绍我和那个男生认识，那个男生在旁边像扶一件宋窑古董花瓶一样郑重其事地拿手指托着她的右臂。她绝对在装模作样。
那个男生叫梁文琛，机电工程系的，在美国出生长大，看上去背景不错。他用福特小跑车送我们回家，很有绅士风度地看着我们进了公寓大门、上了楼梯才把车开走。
郑滢往沙发上一倒，把高跟鞋踢到一旁，一边揉她的痛脚，一边不无得意，“这一跤摔得值。”
郑滢和梁文琛迅速擦出火花，一眨眼，已经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每一个听到这个称谓的人都意味深长地多看她两眼，虽然仍是“妾身未分明”，照这个趋势，离“女朋友”应该不会太远了。
给程明浩的围巾织完了，淡淡的银灰色，很漂亮，一种怎么看也看不厌的颜色。可我总觉得它还是单调了一些。几天后，我想出一个办法，用红毛线在围巾的一个角上钩出一个小小的方形，像一个图章的样子，里面一个阳文的“关”字。中学的时候曾经附庸风雅学过一段时间篆刻，没想到，现在还真用上了。
那个小小的图章在银灰色围巾上简直是画龙点睛，我左右端详着，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我把围巾围到自己脖子上，绕了两圈，那个“关”字正好被压在里面贴在肚子上。假如一个人高我二十五厘米，那应该正好差不多在他胸口的地方。围巾软软的，很暖和，稍微有点扎人，也是让人心里痒痒的、很舒服的那种。我对自己的才华非常满意。
第二天，我把围巾带到学校的邮局里寄出。晚上，我给程明浩打电话，拜托他如果方便的话，到时候去机场接一下其馨。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说了“再见”、挂上电话的前一刹那，我说：“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新年礼物，今天就寄过去——谢谢你愿意帮忙。”
“给我的？”他有些惊讶，“是什么？”
“你看见就知道了。”我匆匆说了一句“就这样”，然后马上挂上电话，不让他有推让的机会。
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脑子里却开始想像他展开那条围巾时的神情——他把围巾绕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再一圈，那个小小的“关”字图章会正好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会微笑吗？
我在日历上做了一个记号——过两个星期，差不多感恩节左右，他应该就可以收到我的礼物了。果然，感恩节前两天，程明浩打电话来，说我的礼物已经收到。
“那条围巾很好看。”
“是吗？”我有点心虚——还从来没有人称赞过我织的东西。
“真的很不错。我本来打算给你发电子邮件，后来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打个电话谢谢你。我很喜欢这个颜色，”他很真诚地说：“是你织的吗？”
我心里一直等着他问这个问题，可是，当他真的问了，我却退化成了一只“软脚蟹”，“哪里，是我妈织的。我本来就有一条，出国前她又替我织了一条。反正我也用不上，所以就想到送给你做新年礼物。你喜欢就好。”讲到这里，我简直想打自己的嘴。
“那你喜欢什么？”他突然问。
“什么？”我一时没听明白。
“我问你喜欢什么，这样，”他有点不好意思，“我也可以给你买一件新年礼物。”
太不浪漫了。我简直有点生气，“喂，不必这么礼尚往来吧？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可不是期望着你立刻回送我一件的啊。”
“不是这个意思。”他马上分辩，“我的意思是，我希望送你一份新年礼物，可是又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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