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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张开嘴，他把勺子送进我嘴里。酸奶又酸又甜，小粒的蓝莓滑过我的舌头，凉凉的。
他自己也吃了一口，“你吃东西怎么总喜欢舔勺子？”
“不浪费啊。”
他又舀一口送到我嘴里，“傻瓜，又少不了这么一点。”
刚才进门前的刹那，我的确闪过念头，把下午的一切都告诉他，然后去找程明浩。可是，那个念头像霉菌一样被一杯Yoplait的蓝莓酸奶消灭掉了。酸奶杯对面的人，跟我相依为命。
二〇〇二年八月的某个星期四下午两点三十分，我和杜政平结婚。我穿着上次去参加郑滢婚礼时的那条裙子，那是我来美国以后买的最像样的衣服——其实是郑滢替我买来衬她的新娘装的，婚礼结束后就送给了我。
郑滢和她先生当证婚人。她很担心，在洗手间里对我说：“这样的话，你的负担就重了。”
我淡淡地说：“会过去的。”
临近年底，郑滢辞职，因为她怀孕了。我有点失落：刚刚有了那么一丁点儿“拉帮结派”的可能性，“帮派”却扔下我走了。
我们公司在高科技泡沫期间的最后一次“资源重组”进行得相当丑陋。二〇〇三年一月，一批重要项目完工后，好几个测试和客户服务部门被连窝端掉，一间间空旷的办公室像一个个被拔了牙的牙洞，看得人心里发涩。两年来，我们所有人像参加了一整套海军陆战队心理训练，由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变得训练有素、沉着冷静，真正做到“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不动声色端起他的枪接着往上冲”。如果大家集体度假，完全有实力组团去非洲原始森林探个究竟，什么食人部落，发扬团队精神，三下五除二把部落酋长捉来，然后就地开会讨论怎么个吃法，清蒸还是油炸，刺身还是叉烧。吃得饱饱的，回来以后，用软件画出电子版路线图贴到内部网上，推荐别的部门去。
二〇〇三年初，杜政平收到南加州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去念博士学位。他说：“真好笑，我天天开着宝马车去上课。”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苦涩，生活中有些圈子实在兜得莫名其妙。
杜政平的学校在洛杉矶，他每隔两三个星期回一次旧金山。杜政平对我很好，记得我喜欢吃什么牌子的酸奶，记得给我带他们学校附近面包房某种很好吃的巧克力面包，记得天天准时打电话来说“晚安”。正当我们开始逐渐习惯婚姻和各自的角色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六月的一个周末，我从纽约出差回来，不知是不是在外面吃错了东西，我的手臂上长出一些小小的红水泡，根据经验，那又是过敏反应，我立刻拿出一颗抗过敏药吃下去。
可能是舟车劳顿加上抗过敏药的作用，不到十点钟，我就昏昏沉沉了。那天，杜政平回旧金山，我们做爱之后，他突然问我：“刚才你在想什么？”
“什么？”我迷迷糊糊地问。
他打开台灯，“我是说，刚才，你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
“你好像……很不起劲。”
“我累了，坐了六个小时飞机。”
“我也累了啊，开了六个小时车。”
我睁开眼睛，“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咽下一口口水，“也没什么……我刚才看你那么冷淡，以为你想起了他……”
“活见鬼！”我抓起枕头朝他打过去，一面打一面开始流泪，“你冤枉我，你冤枉我，你冤枉我……”
我的眼睛像坏了的水龙头，泪水不住地往外流，夹在眼泪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你冤枉我”。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委屈：我知道他以为我想起了程明浩才表现冷淡，其实，我刚才什么也没想，真的什么也没想，我只是吃了一粒抗过敏药而已。
他到底还是介意的，因为程明浩是我第一个男人。他或许以为我冷漠的时候是在想程明浩，我热情的时候是把他当成了程明浩，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并没有完全冤枉我，无论怎么刻意遗忘，回忆中的一个片段常会猝不及防地浮现在眼前：雨夜里，他温柔地抱着我，轻轻解开我胸前的一颗纽扣，手指触到了我的皮肤，犹豫了一下，又轻轻地把纽扣扣了回去，然后摸摸我的头发说‘睡吧’，像查理·布朗抱着史努比。我的心在他的掌心上跳动。捧着我的心睡着的男人，我能忘记吗？ 花生漫画已经五十年了，史努比有时候也不听话、也会走失，但却总是能摸着回家的路，去找到它的查理·布朗，我呢？
我很想忘记，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很不巧，这个片段偏偏从记忆的墙缝里漏了下来，能怪我吗？ 我哭了整整一夜，毫不怯场，杜政平一个劲地在旁边认错。以前我说过每人身体里都有个孩子，现在我身体里的孩子不知是饿急了还是尿湿了，哇啦哇啦哭个不停，我根本无法控制。真的，不是我想哭，我管不了她。
杜政平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喝下去，接着哭；他又倒来一杯，我又喝下去，接着哭；最后他拿来一整瓶矿泉水，我“咕咚咕咚”灌下半瓶，还是接着哭。好像已经没别的事情可以做，只能哭它个地老天荒。
哭到后来，我的喉咙哑掉，眼泪把床单打湿一大片。杜政平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隔着毯子抱住我，央求我不要哭。
那是一种很苍凉的感觉：你要问我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我会说，就是一条梅西百货买来、二十九块九毛九的毯子的厚度。
快天亮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穿上衣服出去了。
孟姜女用眼泪淹倒八百里长城为了寻找一个男人，现在我用眼泪活生生把一个男人淹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跟她有得一拼。
二〇〇三年八月，杜政平提出离婚，我答应了。我们的情分，仅仅捱到纸婚年。
我们没什么家当，加上分居两地，一拍两散，简直像玩了一场过家家。最后见他那一次，他买来很多Yoplait的蓝莓酸奶放进冰箱，上下两格都塞得满满的，够我吃起码两星期。临出门，他转过头来问我：“关璐，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看着他，点点头。
“不够跟我过日子对不对？”
我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苦笑一下，“你怎么……怎么就不肯努力一下呢？”
我低下头。
这个被我用眼泪淹走的男人把门轻轻关上。我觉得自己失败得不能再失败。
七下一个永远
我终于做了一件让郑滢和张其馨刮目相看的事，代价是嗓子哑了足足一个月。小说里动不动就是天天“夜不能寐，以泪洗面”，告诉你吧，那是假的，你去试一夜就够受了。
杜政平的爸和我妈后来知道了我们结婚的真正原因，现在听见说要离婚，想当然地跳着脚在越洋电话里骂他“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说不出话，他一声不响地把黑锅都背了。
在又能说出话的第一天，我走进艾米的办公室，交上一份初步计划书，申请负责部门里新开始的“客户服务”项目。一月份的裁员中，客户服务部门被砍到最低限度，公司号召所有人员提高“服务精神”，艾米对上级精神从来是“见风使尽帆”，专门设立一个“客户服务”项目，以加强和客户的联系，提高对客户反馈意见的回应。部门少壮派里好几个人摩拳擦掌，我幸运地拿到了那个项目，他们都很羡慕，说做好了明年一定升级。我笑笑，升不升级倒还在其次，我只是想多找点事情做。
那个月底，郑滢生了一个男孩，名字是郑广和的父母起的，郑老太太懂点不知什么命理，照着孩子的出生时刻算出五行缺木，便起名郑嘉森，谐“加森”的意思，英文名字正好就叫Jason。
我想来想去，不知该买点什么送给她，又不想送张礼品卡算数，在公寓对街超市的婴儿用品部转了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买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纸尿布——我想他们肯定用得着，浩浩荡荡搬回家。过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后背有点发热，回头一看，只是一辆辆的车开过，并没有人。我耸耸肩，接着往前走。
我用粉蓝色礼品纸把尿布包好，写一张卡放进去，送到医院去。孩子很可爱，产妇和“产夫”都喜气洋洋，郑滢一直暗暗担心的“产后忧郁症”一点影子也没有。
我问她：“很痛吧？”
她一拧眉毛，“嘶”地抽抽嘴角，摆出一个“废话”的神情，“知道吗，世界上的痛分成十个等级，一级最低，十级最痛，第九级是拿烧着的烟头烫皮肤，你知道第十级是什么？就是女人生孩子！”她嫁了医生老公后说话都专业不少。
郑广和在旁边呵呵笑着，“算很顺利的，很顺利的，顺利得很，真的，顺利得很。有录像带，以后放给你看。”这位老兄不敢给自己的太太接生，却不务正业地把整个分娩过程都拍了下来，而且显然对自己的摄影功夫颇为得意，一再邀请我以后去他们家看。
我正在琢磨如何婉拒这份盛情，郑滢瞪他一眼，“说得轻巧，你倒是来生生看！”
这个时候，护士把孩子抱来，说该喂奶了，请我“回避”。郑广和笑嘻嘻地把我送到门口，关上门，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干什么我回避他就不要回避”，随之发现这个想法多么可笑，却还是有那么一点不服气：“我和她睡一个枕头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站在医院走廊的窗前，“忧郁”起来：人有远近亲疏，对于郑滢来说，现在，那扇门后面的，才是她最亲近的人。那么，我呢？
几个月后，张其馨也生孩子了，是个女孩，看上去几乎是林少阳的翻版，眯眯眼，动不动就眉开眼笑，可爱极了。他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