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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张其馨也生孩子了，是个女孩，看上去几乎是林少阳的翻版，眯眯眼，动不动就眉开眼笑，可爱极了。他们起名叫林达，英文名字Linda。
张其馨生孩子时出人意料地坚决不许林少阳进产房，她不知从哪里听来，说男人看过太太生孩子就会失去什么“神秘感”。郑滢不以为然，“听她瞎说，照这样，我老公不但看，还帮女人接生，岂不是早就不举了？”
不管怎样，从那天之后，我心目中最坚强的女性形象由居里夫人让位给张其馨。因为她会为了维持丈夫的“神秘感”，心甘情愿一个人承受生孩子的痛苦。
后来，郑滢背地里告诉我，“张其馨跟我说过，将来我们可以攀亲家，我心想算了吧，女儿像爸，林少阳的拈花惹草我又不是没见识过，将来继承下来，我们Jason怎么吃得消？”
我笑了起来，“儿子像妈，你以前风流倜傥的时候可不比他差，要搞定个把Linda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终于忍不住把程明浩最后一次跟我见面说的话都告诉了郑滢，她听完，想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说“算了吧”。
她的理论是：“男人对感情就像对保险套一样，当时再投入，过后就会扔进垃圾桶，不会捡起来用第二次。”
我说：“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的吧？”
“我问你，假如你现在去找他，他已经有了别人，或者不爱你了，你受得了吗？”
“我不知道。”我想起程明浩把项链扔出车窗时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比我坚决。
她认真地看看我，叹了口气，“你够胆就自己去试试吧。”
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脑，进入程明浩用的邮件网站，颤着双手打进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再打入那个他从前告诉我的密码——我的名字加生日。我和自己打了个赌，假如这个密码还有用，假如他还用我的生日去开启他的邮件信箱，那么，我就给他写信；如果不行，就算了。
同自己打赌的结果是：不行。他已经修改了密码。我不知道是自己赌输了还是赌赢了。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输赢，我心里都很难过。
接手“客户服务”项目有两个直接后果：一个是需要经常出差，一个是需要经常挨骂，两个我都不喜欢，相比之下，更不喜欢后者。各级主管在大会小会上信誓旦旦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在质量上妥协”和大学二年级男生分手时爱说的“无论如何我都等你”一样，听听可以却万万信不得。由于人手缺乏，去年交货的产品中隐藏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客户投诉达到了一个高峰。
我的主要职责是联系客户，把投诉分级，根据不同等级定出处理方案，问题够大的话，就需要亲自上门或者组织同事去。部门其他同事去了几次，发现这种差事基本就是送上门去挨骂，挨完了还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帮客户把问题搞定，于是便你推我我推你，弄到最后，很多时候只好我自己硬着头皮去。开始很难受，后来逐渐发现挨骂也有“边际效用”，第一次痛不欲生，第二次就好些，第三次习惯，到后来，变成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客户就是衣食父母，表现不好，爹妈打屁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一段时间，我去了美国很多城市，然而来去匆匆，印象最深的只是它们的飞机场。每次上路，我都带着那个银灰色的手提箱，上面画着一条小小的彩虹，独一无二，让我在无论哪个城市的机场转盘上都能一眼认出来。每次远远地一眼认出来，心里总会微微地一颤，当初程明浩给我买这么一个牢得可以挡子弹的提箱，是不是注定了日后我要走天涯海角的路？真是那样，当时不如不要。
有一次，把箱子托运以后，我坐在窗口的位子上看见地勤人员把行李装上飞机，一个大胖子狠狠地把我的箱子扔进舱，看得我心疼，从此再也不托运——这个箱子，我可是打算用很久的呀。
我们那一代人骨子里的“土气”在我离婚之后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次周末，假如我在旧金山，必然有人热心地张罗“配对”，逼着我去“盲约”，本质就是把一男一女放在一起，让他们掂掂对方的半斤八两，掂得差不多，就开始考虑将来往一张床上睡的可能性。他们心有灵犀，一致认为我不应该这么“闲荡”着，应该早点再找个男人。
我相过几次亲。郑滢介绍她老公的学弟，一个皮肤科医生，吃饭时点起打火机把刀叉认真消毒一番，脸上的理所当然叫人怀疑他日后上床前也会拿出酒精来替太太消毒；林少阳向我撮合他同事的表弟，此人热情奔放，约会两次之后就要在车里拉我裙子的拉链，吓得我不敢见他第三次；张其馨秉着“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的原则，找来一个在高科技浪潮中不当心做了“运输大队长”的男人，人家大概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三句两句之后诉起衷肠，尽数从前老婆的不是，越数越气，最后讲：“老实说，我知道她现在在非法打工，哪天高兴了，检举到移民局去，让她吃不了兜着走！”那顿饭我无比坚决地付了一半钱，包括小费——这样的男人，欠他一分钱都会于心不安。
如此若干回合，他们终于放弃了我。不，应该说，他们终于放过了我。
偶尔和郑滢、张其馨凑到一起，百分之六十的时间她们讨论孩子，百分之三十的时间她们讨论老公，剩下的时间——如果还有时间剩下的话，用来教育我。
郑滢咂咂嘴，“关璐啊，你已经都二十七岁了，还离过一次婚。”
我说：“你不是说在美国，女人离婚次数越多身价越高吗？我才一次。”
张其馨比较婉转，“我看你呢，是不是眼界太高了一点，眼界高当然不是坏事，不过，慢慢地也应该适当考虑降下来，否则……”
“我眼界不高。”
“你说这句话，就说明你眼界太高，还不承认。”她们异口同声，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越活越不懂事了。
我看看她们，闭上了嘴，她们总是对的。这两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现在动不动就教训我，她们已经完全不记得从前在电话里歇斯底里、把发酵一半的意大利菜吐在我衣服上的时候了。哼，好了伤疤忘了痛。
私下里，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眼界不高。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要一个男人，对我好，不对我凶，不许我喝酒，尤其不许酒后开车，会在我加班的时候，在车里默默地等我，然后送我回家；下面条会问我喜欢面条硬一点还是软一点；不大会炒菜，做个番茄炒蛋把鸡蛋炒焦，然后自己偷偷吃掉，把番茄让给我；会帮我买一个够硬够牢可以挡子弹的箱子；明明唱歌走调却连唱七首张信哲，用自己最可笑的缺点逗我开心；会温柔地抱我睡觉，让我的心在他的掌心上跳；知道我这个人嘴硬心软，有时候坚强，而更多时候不过是在逞强；想要把我养胖，像史努比一样。嗯，就这些，我看可以了。
真的，我眼界不高。她们说我眼界高，瞎说八道。
假如有一个这样的男人，我想，我也会对他好。我又不是傻瓜。怎么对他好？让我想想，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大概会送他一盆非洲紫罗兰——因为那种花像我；我会走很远的路去看他；在天晴或者下雨的日子里惦记他，帮他着想；会给他买块手表；会给他做饭、做菜、做汤；会给他讲花生漫画的故事；会把他的头发弄弄乱然后说“土包子”。好像，好像，也就这些了吧。
圣诞节前夕公司搞活动，有一个竞猜节目，各部门编成组，抢答不同门类的问题。那些问题我大部分连听也没听说过，却在最后一轮中回答出一个关键的地理问题，四两拨千斤，我们部门赢得了一棵小圣诞树。
那个问题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在哪个州？
答案是：明尼苏达州。
两个部门都没人来自明尼苏达，所以让我拔了头筹。同事惊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是猜的，其实不是，我看过一本明尼苏达的旅游书，知道很多关于那里的事情。你问我为什么看明尼苏达的旅游书？长点知识总好啊。
那年冬天，我偶然在一个商场角落的一家纺织用品商店里找到了几卷毛线。在美国真的买得到毛线的。可惜颜色很少，又都是大红大绿的。因为基本上所有人都穿买来的衣服，只有老太太才有兴趣自己织。店员告诉我，如果要银灰色需要特别去订。我填了一张单子，跟她仔细比画了半天银灰色的深度——我要的，是那种浅浅淡淡的银灰。我订了三卷毛线，那么多，足够织一条又长又厚的围巾。走出商店的时候，我开心得像还了一个愿。可是，等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到货的时候，我却没有勇气去拿。
我不知道究竟买了毛线要干什么。加州的冬天，从来用不着围巾。
新年前一天，我去市中心买了点东西后在联合广场搭地铁，一个个子高高的男人远远地朝我微笑，然后穿过人群向我走来。那是个典型的美国男孩子，但是刹那间，某些久远的回忆扑面而来，让我不由自主地也还了他一个微笑。他擦过我身边，礼貌地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兴高采烈地朝我身后墙上的换钞机奔去。原来，他不是在对我笑。
我立刻跑回地面上去，穿过好几个街区，走进一家书店。我找遍了园艺部的书架，没有发现一本上面印着非洲紫罗兰的书。肯定卖掉了，四年还卖不掉一本书，叫什么书店？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在一家超市里看见雪宝莉酒买一送一，立刻买了两瓶。拿回家之后，我喝光一瓶，脑袋开始有点发晕，不知怎么搞的，把另一瓶也给打开了，才突然想起，这种酒开了瓶就要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