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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周东屏都经常回皖西，汪荣华则每年都要“回家”看看。也不麻烦人，让六安人武部接送一下，过淠河没有船，有时骑水牛过河。虽然是古稀老人，这时却像少女般天真烂漫。她们并不是想回来游山玩水，她们心里还惦记着，没有饭吃的乡亲，失学的儿童……
小船飘荡在淠河水面上，箭一样顺流驶向金家寨。野鸭子在水中钻来钻去，一群白鸳站在河埂上，山花烂漫，河波倒流，沈泽民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
父女俩向沈泽民夫妇介绍苏区如火如茶的对敌斗争，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人民群众支援红军，还有苏区的建设，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列宁小学、兵工厂、被服厂、红军医院、邮局、银行、苏区印钞厂等等。沈泽民夫妇初进皖西确实激动，张琴秋立即要求去基层做实际工作。沈泽民更是雷厉风行，第二日就让舒传贤陪同巡视独山、二天门、南岳庙、麻埠、金家寨等地。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1902年生。1919年去日本半工半读，1921年回到上海，由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还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讲课。1923年春，张琴秋转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插班学习，与沈泽民相识，相互交往中，沈见张思想倾向进步，追求革命真理，便经常赠她进步书刊，给以教育帮助，感情逐渐深厚。
1924年1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在这次改组会上，沈泽民与沈雁冰，施存统、向警予等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着国共合作新阶段的到来，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建立，沈泽民与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同年春天，他介绍张琴秋考入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卫贝月转为中共党员。她在沈泽民的热情帮助和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爱情，于1924年冬在上海结婚。次年10月，张琴秋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初，沈泽民随同刘少奇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会后他被留下，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班学习，他本已懂英文、日文，赴苏后又掌握了俄文。虽然在苏联学的完全是政治，但也不忘情于文学，曾用“罗美”的假名给在日本的哥哥沈雁冰写信，对其小说《幻灭》提出修改意见。在中山大学有三对夫妻，沈泽民和张琴秋就是其中一对。不久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又上了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不仅当学生，还担任翻译和助教。每次学习必至深夜，加上当时莫斯科生活供应很差，不幸得了肺病。
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回国。沈泽民属于最先回国的一批，张琴秋团刚生下女儿玛姬，回国时间稍晚。秋后，她把女儿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与另一女同志乘火车至赤塔，再由苏方人员护送，悄悄进入满洲里车站，然后绕道回到上海。
张琴秋到达苏区之后，不久担任河口县委书记，彭杨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张琴秋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炮火硝烟中历经坎坷，连沈泽民也不曾想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分离，居然成为永诀。至死他都不曾得到过妻子的音信……
蒋曰英后来担任峡口游击队的指导员，黄平塘乡妇联主席。1932年被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杀害。敌人扒光她的衣服，割去双乳和舌头在大卜店庙会游街示众，惨不忍睹。当时身为省委书记的沈泽民听说后泪流满面，为之动情。蒋曰英之光辉形象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甚至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
但是，初进金家寨的沈泽民却不改初衷。一到皖西，即以贯彻“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为己任，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苏区工作大加批评，首先就引起了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和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的反感。他说：“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党没有经常的工作”，“目前皖西北的改造是非常严重而刻不容缓的问题”。皖西北“最严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应坚决“执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健全整个领导和组织……完成实际工作中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认为皖西北党、政府和红军“成分不纯”，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混进了坏人，“不是群众建立起来的”，土地改革“形成了一贯的富农路线”。因此，要加紧“改造”和“整顿”这一地区党政军群各部门。就连张琴秋也听不下去了，换了一套工农服装走了。
沈泽民还蒙在鼓里，正当他在皖西积极推行“左”倾错误之时，中央却不知何故又派张国焘到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献身革命的沈泽民倒并不在乎这些。中央后来指出他和国家关系不正常，也不是因为这个。这时，张国焘从鄂东北带信来，不久将和陈昌浩前来相会。他倒是很坦然地说：“呵呵，来吧。”
红五月正是大别山杜鹃火红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沈泽民却心绪烦乱。这天夜里在金家寨一座祠堂的住宅里，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和整个房屋都沉入了白茫茫一片水底之中。
翌日清晨，山林中的小鸟早已把他喊醒。勤务兵告诉他，夫人走了，她从山上采来一束映山红送给他。这是红白相间两种颜色的杜鹃花，也是沈泽民第一次看到白杜鹃！
夜宿柴山保
1931年4月9日，沈泽民夫妇从水路一帆顺风进入皖西金家寨。张国焘、陈昌浩从旱路由上海经武汉同时到达黄安七里坪。当天又由黄安独立团特务队一路护送来到光山地界柴山保。“真是一块红薯地”，张国焘不无幽默地感叹这块最早由吴光浩开辟的根据地，具有着非凡的政治水平的他，毫不费力地就了解到戴克敏、吴焕先在这里打游击时，路过红薯地，不吃群众一块红薯的故事，一语双关地道出了柴山保是一块红色土地。
光山县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高敬亭奉命接待了来自党中央的贵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并且听说过张国焘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去过莫斯科，也见过列宁，中共一大会议他负责组织事务。高敬亭佩服得不行，崇拜张国焘五体投地。高敬亭由一个农民青年，成长为一个担负党政军全面责任的高级干部，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是鄂豫皖根据地最有影响、最有威望、最有经验的领导人物。但由于他的特殊的革命经历：他一生没有离开过鄂豫皖边区，在频繁紧张的战斗中，也没有来得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也没有直接受到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在他一生中，他接触最早、受影响最深的是中央派来的张国焘，这就潜伏着他后来犯错误的根源。在他身上，既有觉悟了的农民忠诚革命事业的朴素感情，也还有没有完全摆脱的狭隘的农民意识。高敬亭在许多问题上对张国焘盲从，以至于张国焘的肃反路线、家长主义作风一直影响到他的后来。但这不能说高敬亭就对张国焘跟得很紧。高敬亭从一个懂得“打土豪，分田地”，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农民革命者，见了一个从党中央来的代表，对其相信，甚至崇拜，这是很自然的，再说还有一个组织上的安排问题。当他真的见到张国焘和陈昌浩时，开始却弄不清谁是谁。
像所有来自中央的要人一样，他们也是商人打扮，其中一个青年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谈吐豪健；另一个年纪稍大，身材中等，四方脸，颧骨略突，戴一副眼镜，话语不多。
经人介绍，高敬亭知道了：前者名唤陈昌浩，是中央新派任的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后者就是新来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上栗镇一个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父祖辈对这个新生的男婴期望甚殷，不久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特立。特立者，特立独行之意也。
高敬亭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两位中央派来的“领导”，十分困难地给张国焘搞到一只鸡吃。他的主要任务是陪伴二位“首长”度过柴山保之夜，翌日黎明送他们上路，随军东进到皖西北巡视，并和沈泽民夫妇相会。
见过大世面的张国焘，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他，善于观察人，研究人。他很快就了解到高敬亭的身世，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苏维埃主席，是个有用之才。
高敬亭，从小跟着父亲在董店杀猪做点小生意。董店有一条街，北面有一条小河，过了河又是一条小街，人们叫它“柳棚”。有一个姓曾的地主在街上开设一爿“春和畅”杂货店，店里有个雇员管帐先生名叫梅颖先，他有个儿子叫梅光荣，是高敬亭的同窗学友，而且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少年时常在一块谈古论今，说天道地。这一年的秋，田里的稻谷收割完了，山上的枫叶红了，农闲的时节到了。一天晚上，梅光荣去高敬亭家说：师兄，我有个表弟叫方进贤，是箭场河方家湾人，很有才华。他曾经到武汉求学，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懂得很多道理，又蛮讲义气，好交朋友，不知你是否愿意同他结拜兄弟？”
梅光荣与高敬亭是同年生的，只是小他几月，因为他父亲是管帐先生，常与南来北往的商人接触，信息灵通，思想开放，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一直让梅光荣读书深造，不惜财力。这一段梅光荣又接了父亲的班，在“春和畅”店里当了管帐先生。眼前的这位师弟比高敬亭的学识渊博多了，他头戴礼帽，身着长袍大褂，举止文质彬彬，待人大方而有礼貌。高敬亭瞅瞅师弟，再看看自己赤脚裹腿的样子，不禁对师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