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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召开的一次新集会议是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张国焘即开始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这次会议直到1932年1月10日才得以举行。会议产生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员会，沈泽民任书记，作为中央分局在鄂豫皖苏区的办公机关。至此，张国焘按自己的想法并经中央批准组成了新的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构，鄂豫皖省委、苏区政府和军委成了中央分局的下属机构，而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自然而然成了凌驾于整个苏区之上的“太上皇”，他既是最高的仲裁者，又是最高的决策者，还是最高的监督者。三次新集会议一开，有些人对张国焘由迷信而变成对他的盲目崇拜了，其中包括高敬亭等同志。
然而对他的不恭的也大有人在。张国焘到鄂豫皖来，由于心术不正，他的真实面目也在一天天地暴露出来。以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为代表的一大批仍然担负着一定领导职务的原苏区创建者，不能不与之迅速发生思想、感情、斗争策略上的激烈冲突。
斗争的一方熟悉苏区情况，经验丰富。明白张国焘和他在鄂豫皖苏区推行“四中全会路线”只会给根据地带来损害，出于对党和革命的责任感，他们觉得有责任向党中央、也向张国焘本人表达自己的异议，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张国焘和中央的支持；斗争的另一方不懂苏区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战略，却对“四中全会路线”和把持中央大权的王明等人的心态揣摩得很透，知道如何获得“中央”的支持。实际上，“南下之争”与“皖西事件”在这里已经拉开了序幕。
善于抓“落实”的张国焘在大会上为苏区军民提出了“十件大事”，这时也无法落实。真正排在第一的大事却是如何搞到粮食。到任之初，他发动了一场种南瓜的运动，但眼下南瓜苗刚长出来，距离吃南瓜还很遥远。红军已经发展到一万五千余，加上党、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至少有两万人等着米吃，就不用说还有大量群众也靠“红米”过活了。
苏区久战之地，外有白区经济封锁，内无储备，“米荒”的严重，使新成立的中央分局不得不专门为“党和苏维埃机关每日吃两餐稀饭发出一个通知第三号”。这种时刻，说粮食问题关系到鄂豫皖苏区的生死，一点也不过份。
解决粮食的主要途径还是要靠红军的战斗缴获。第一次新集会议后，曾中生主动提出：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红四军应利用这个机会，南下蕲春、黄梅、广济，恢复红十五军开辟的鄂东根据地，既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又打击和钳制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反“围剿”。他是个务实的领导人，懂得这样做最起码可以“就食于敌区”，如同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派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说的那样，是“将灯捻子插到敌人肚脐眼上”。张国焘反对这样做，作为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他想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商南亲区，顾敬之的民团虽屡受红军打击，仍顽固地坚守着一些山寨，裹挟群众逃离家园，反过来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如同一根硬刺，扎在苏区的“肚脐眼”上。张国焘不懂军事，但懂得要把苏区内部的敌人搞干净。
如果苏区没有发生严重的粮荒，如果顾敬之民团是一般容易消灭的民团，张国焘做这样的选择也许说不上是什么错误。但曾中生比他更了解情况，知道“顾狗子”不那么好打，顾是反共老手，坚守的全是新集式的石头堡寨，每打一座我军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根本的问题还是：即使打下那些堡寨，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没有粮食，甚至比没有弹药还要影响红军的战斗力。既然如此，红军为什么就不能首先执行南下作战方案呢？
“国焘同志，我的意见还是先南下解决粮食问题，再回过头来解决顾敬之！”军委会议上，曾中生不止一次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行！”张国焘只有一句话。
6月初，红四军在连绵的霪雨中出发，去打顾敬之。顾敬之起而应战。他的堡寨散布在山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硬攻了几次，伤亡不小，一座也没打下。夜间，“顾狗子”学了红军的战术，频频出击，袭扰红军。曾中生手中无粮，眼看着要与“顾狗子”转入持久战。军内主要将领坚决要求回撤，“不打这种饿肚皮的仗。”
曾中生再次派人向张国焘要求，改变红四军的作战方向，“立即南下，解决吃饭问题”。张国焘对这种要求看作对其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勃然大怒：
“这个曾中生，刚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又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张、曾之间，原来还被掩饰着的矛盾，渐渐表面化。
曾中生在这里表现出了同样的倔犟。作为对红四军负全责的政委（那时的规矩，政治委员是红军中的第一把手，对作战行动和计划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不能让队伍继续饿着肚子打这种短时间无望取胜的仗，即使这会搞坏自己与新来的中央书记的关系也罢！
6月末，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中生受到批判，他仍然向张国焘当面提出了红军南下作战的建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参与争论的双方情绪都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却耐人寻味：曾中生反复说明情况后，中央分局的委员们竟同意了他的建议，张国焘反而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不得不同意红四军南下。
张国焘的退让给了大家一种错觉，好像他确实比较“民主”，能够接受大家的意见。没有人知道这是张国焘第一次“以退为进”：毕竟打不打顾敬之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紧迫的问题是他在鄂豫皖苏区还没有站稳脚跟，曾中生为代表的红四军领导人已经成了他在这里实现抱负的巨大障碍。
他必须搬掉障碍。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的曾中生就不那么老辣了。他自己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就以为别人同样光明磊落。7月初，红四军厉兵袜马，准备南征，张国焘突然发出通知，要召开鄂豫皖军委会议。会议在商南余家集召开，张国焘一反常态，提出在江西中央苏区受到蒋介石重兵“围剿”的时刻，应给予其“实际的有力的援助”，这才是红四军最紧迫的任务。而要“有效地”援助中央苏区，红四军应当进攻和威胁大城市，造成敌人“后方震动”。他随之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南下英山，出潜（山）太（湖），进占安庆，威逼南京！并限期一个月完成计划。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所有的红军将领都说不出话来。张国焘的“计划”当然很有气魄，如能实现，将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造成“震动”。然而美则美矣，遗憾的是以区区红四军一支孤军，弹少粮缺，要冲破重重封锁，越过数百里白区去进攻安庆，岂非痴人说梦？
张国焘却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计划。
“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执行这个计划！”他说。
“我坚决反对！”曾中生面红耳赤，怒不可遏，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决议，怎么能如此随便地就被这位在军事上分明一无所知的张主席否定了，张国焘怎能如此儿戏一般地决定红四军的作战计划。“国焘同志提出的计划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的计划！我仍然认为红四军应执行新集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南下蕲、黄、广，既可解决粮食问题，又可以扩大苏区，威逼长江，调动和钳制敌人，使其不无后顾之忧。我们这样做了，也就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严厉地盯着张国焘，“我坚决认为，这也是鄂豫皖红军目前只能做到的事情！”
“我和申生同志的看法一致！”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气呼呼地说。
“我附议！”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也说。
陈昌浩起而支持张国焘。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相交甚笃。1930年陈昌浩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天回国，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现在，王明将他派到鄂豫皖，主持当地和整个北中国的团结工作。陈不是理论家，却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高涨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革命家。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之初，并不知道自己信任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由于他对革命的忠诚，他在这块苏区内推行“中央路线”的责任，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得力的和主要的助手。
“国焘同志是代表中央的，他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它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计划，而是一个应当研究如何执行的计划！”陈昌浩以势压人。
“这个计划并非国杰同志一时心血来潮，它是根据中央苏区要求各地红军援助的电报精神做出的。执行不执行这一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顾不顾全中国革命大局的问题。”沈泽民也情绪激动地站在张国焘一边。
沈泽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像许多很少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看待中国革命的方法更多是书本式的和教条式的，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正确时，他对革命的忠诚，他那火热的激情，会使他自己成为革命的财富和巨大的动力；而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发生错误时，他的忠诚和激情却会对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张国焘微眯着眼睛，不动声色。
会场突然陷入死一样的沉默……
“好了，会就开到这儿。”张国焘站起来，“我是中央分局书记，又是军委主席，在这件事上，我个人对中央负责。”
会议散后便是中央分局常委会议，会议的决定再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