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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在英山鸡鸣河停下来，全军紧急要求开会讨论张国焘的来信。鸡鸣河的小山村从此在党史上留名，红四军在这里召开红四军连以上支部书记、指导员干部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决定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会议通过了曾中生起草的一份题为《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的决议，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北返，向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军委“面陈一切”，红四军就地休整，然后回师皖西苏区麻埠，等待结果再决定行止。
就有头脑比较清醒的人觉得此事做得轻率。红十二师政委吴焕先在会上指出：虽然分局对红四军的指责是不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看，红四军似乎不好违背分局的命令。徐向前也认为鸡鸣河会议及它做出的决议“可能不太妥当”，意在提醒曾中生，这样做会再次让张国焘抓住把柄。曾中生没有接受这些意见，会开了，给张国焘的信写了，刘士奇也被派了回去。他是政委，在没有被罢免之前，他仍对这支队伍的行止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刘士奇出现在新集城北张国焘寓所那间庙宇式的小房子前时，后者或者生出了一种错觉：跟在这位军政治部主任身后的将是红四军的千军万马。
幻觉转瞬即逝，除了一位交通员，刘士奇背后再没有别人。
张国焘一下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怒不可遏。“部队呢？”他问。
“这里有四军全军党员给你和分局的一封信。”刘士奇对他做出这种反映并不意外，十分冷静地说，一边将曾中生起草、鸡鸣河会议通过的信取出来，交给张国焘。
他的镇静让张国焘觉得自己失态，白脸红了一下。
“你先去休息，我看了信再与你谈。”他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
刘士奇敬了一个礼，走了。
张国焘坐在门外一张摇椅上读曾中生的信，不由气冲斗牛。一个下级组织，竟开会讨论决定是不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最后决定不执行！这不是反了吗？
“通知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到我这里开紧急会议！”他说。
在新集的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们很快都来了。
张国焘将曾中生的信交给他们看。大家十分震惊。这个曾中生，他想干什么？先是不执行出潜、大占安庆的作战计划，现在又拒不带红四军回来。他要把红四军带到哪里去？！
“我提议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派昌浩同志去做红四军政委，明天出发。”张国焘说。
面对这种从没遇到过的“危机局势”，没有人不同意张国焘的处置措施。
9月13日，陈昌浩携带分局命令赶到回师麻埠的红四军军部，立即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各义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宣布命令：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红四军即刻起程，回师豫南苏区休整。这是张国焘“改造”红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就是“南下之争”结出的苦果，紧接着就是后面的大肃反，史称“皖西事件”。
10月初，红四军翻越大别山主脉，回到新集以北光山县三大集镇之一泼陂河。
曾中生和红四军都回来了。怒气冲冲的张国焘没有进行充分准备，就以中央分局名义，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展开批判。号召全体指战员“广泛揭露、批判”曾中生这个“著名的立三路线执行者”，但这次会议却开成了另一种局面：大部分团以上干部认为，曾中生虽违犯了纪律，但“在军事方针上是正确的，红四军南下取得了很大胜利。”他们甚至就具体问题直接与张国焘展开争论。张国焘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十分有利。
泼陂河会议草草收场。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做出决议，以“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莫须有罪名，将红四军中最有威望的、“文武都行”的曾中生调离部队，去后方“考察”。
泼陂河将同鸡鸣河一样被注入史册。
曾中生就这样离开了红四军。他还是在等待，时至今日，中央还没有对他和徐向前、刘士奇写信给中央的报告做出批复。他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
张国焘也没有忘记曾中生，更没有忘记鸡鸣河会议和泼陂河会议在他内心引起的震撼。他还掌握不了红四军，红四军的大部分团以上干部都支持曾中生而不是他。他必须改造这支部队，首先是部队的领导层！
但此时他已暂时顾不上曾中生了。他的内心已被另一场疯狂呼啸起来的风暴吸引和激动起来了。开始他也许没想到要将改造红四军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这场风暴越来越强劲地席卷着鄂豫皖大地，它们便自然而然地在他心中发生了联系。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开始了。
噪血白雀园
早在8月初，张国焘严密控制下的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曾在麻埠后方中心医院，把投诚起义人员中一些对生活、医疗方面有意见而发牢骚的人打成“反革命”，是所谓的“AB团”组织。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个组织之大部分是与敌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一起被俘的岳的旧部，约一百二十人。又说他们要炸毁医院药房，抢出岳维峻。事实是，岳维峻被俘后，原特委书记曾中生报告中央军委，为解决鄂豫皖苏区伤病员的治疗困难，以让岳维峻搞些医药、器械为条件，保全他的生命。岳为保命，同时也被红军的俘虏政策感召，通过其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旧部，为苏区购办了大量医药、器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曾指示可以释放他。因此，他在被俘后，原特委并没有禁闭他，每天早晚还让他骑马到新集河的沙滩上去蹓跶。新集河背靠山岭，河水不深，他如果想跑，根本用不着先炸药房，再被抢出来，况且，岳维峻被俘后一直羁押在新集，并没有被关押于皖西麻埠，新集距麻埠千里之遥，间隔崇山峻岭。所谓“AB团”要炸毁麻埠后方医院药房，抢出岳维峻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张国焘一口咬定鄂豫皖革命队伍中有反革命组织，遂滥肆捕人，严刑逼供。恰在此时，敌人又制造了一个离间计。张国焘则利用其作为进行红四方面军大“肃反”的根据。
大约是1931年春天，一个自称钟梅桥的人来到麻埠，说是许继慎的“旧识”，要求与许见面。许继慎是北代名将，各地认识的人甚多，却想不起此人是谁。两人寒暄了一通，来人便告辞走了。许继镇也就把此事忘到了脑后。
不想8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打下英山之后，许继慎奉命留守，这个人二次来到英山，招招摇摇地找到红军司令部，自称与许继慎是“好友”，有人托他带给许一封信，要求“面交”。
许继慎让人把他带进来，从对方手里接过信，拆开一看，原来是黄埔一期同学，蒋介石身边的大特务曾扩清写的。信的大意是：上次托钟梅桥寄信被你接受了。只等他这次从你那里回来，我就报告蒋介石批准照办。蒋介石欢迎你“归顺”，你要的官衔和部队驻防地也没有问题等等。此信意在栽赃，手法并不高明。许继慎自投身革命，意志坚定，光明磊落，读了此信，勃然大怒。
“这个曾扩清，无耻之尤……来人，把这个自称钟梅桥的人给我捆起来，连同这封信，一同送交军部处理！”
钟梅桥连人带信被送到了红四军军部。曾中生、徐向前很快审问了钟梅桥，又见曾扩清信中漏洞百出，考察许继慎多年表现，两人一致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遂把特务和信以及他们的看法一起报送鄂豫皖中央分局。
事情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那里已经了结，但在张国焘这里，却刚刚开始。
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张国焘一直睁大眼睛寻找混进苏区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现在终于找到了！敌人的阴谋，成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口实。
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张国焘兴奋异常，他对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头头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穷追猛打，一定要把与此案有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受到表扬的“肃反”机器利令智昏。9月上旬，政治保卫局在谭畈河医院逮捕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说她所在的后方医院也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AB团”，严刑拷打后，这个不幸的女人“说出”了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大阴谋”：在红四军内部，以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为首，包括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内的一批师团级干部，准备于9月15日举行“兵变”，将部队拉到长江边上，“投靠蒋介石”。这个不幸的女人被逼成疯，掉河身亡。
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了李荣桂，用尽酷刑，逼迫他“认罪”。随后，当陈昌浩前往麻埠取代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时，他又命令陈昌浩逮捕与此“案”有关的其他人。
9月16日，陈昌浩接到命令于当日下令将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二十余人逮捕。红四军西移斑竹园，他又下令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部队途径余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红军战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红三十三师政委姜镜堂。10月初，张国焘赤膊上阵，亲自主持大“肃反”，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十二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沦、政治部主任关叔衣。此后，大逮捕的范围向大批营、连。排干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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