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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动，一日三电催促陈、卫二人率部“急进”。陈继承仍然没有进展，卫部蒋伏生八十三师却加快了步子。在东西香火岭展开的红四方面军周围，突然出现了比不久前在新集地区更危险的被重兵合围的态势。
由宋侃夫等人组成的四方面军电台小组及时破译了白军的许多电报，让张国焘大致能从全局角度掌握敌情变化。张国焘再次通知开会，他的面色越来越苍白，声调开始沙哑，目光中露出一种令人怜悯的沮丧和愤怒。红军东下歼灭敌第四师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西面，陈继承纵队已占领商城东南的沙窝、新店，距离金家寨不到三天路程，蒋伏生已抵近金家寨以西的汤家汇，离金家寨只有一百余里，东西两敌已同时对我形成巨大威胁。张国焘请大家发言，议题只有一个：怎么办？大家的意见很快达成一致：东、西、北三个方面都是敌人，红军已失去取胜的可能，唯有向南越过大别山主脉，转移到英山去，跳出敌包围圈，会合地方武装，再寻机歼敌。张国焘同意，此时留给他做决策的回旋余地已那么小，他无法不同意。
东线敌人的进攻速度却慢了下来，原来王钧意在与敌中路军陈、卫纵队完成“合围”再开始行动。西线蒋伏生八十三师在汤家汇以西受到我红七十三师一部顽强阻击，前进不得。卫立煌赶到前沿，见北面的陈继承动作迟缓，不愿孤军冒进，且战且等。这些发生在敌人各部之间的小动作使处境危险的红军有了甩掉敌人南下英山的时间。9月14日深夜，东西两线红军同时撤出阵地，向南急行。15日清晨，卫立煌发现对面山头上的红军消失，立即意识到红军已转移，当即命令蒋伏生率部火速前进，占领汤家汇，向金家寨攻击前进。敌八十三师一路未遇到多少抵抗，就占领了兵力空虚的汤家汇和金家寨。当晚，卫立煌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大喜过望，不久亲自赶到金家寨，慰劳卫立煌的蒋伏生部。当然少不了第一夫人陪同。据说宋美龄下部队必长蒋氏官兵士气。蒋伏生部获奖金钱数万，白花花的银子当场发到官兵腰包，当晚可摆上桌子。蒋介石从不食言。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安徽六安、霍山、霍丘、河南固始、商城五县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立煌县”。蒋介石同时授意蒋伏生大开杀戒。据金寨革命史记载：三个月内，蒋伏生仅在金家寨一地枪杀与活埋苏区干部、群众三千五百多人；古碑冲被处死活埋九百多人；南溪、竹畈、花园被杀害的群众和红军家属、伤病员三千多人；上楼房一次被屠杀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被杀害一百多人，上万人被关进金家寨“集中营”，折磨而死不计其数，大批青年妇女被蹂躏、贩卖，仅白沙河梓树坪一带就有二千多青年妇女被国民党军队卖往外地。敌军所至，火光烛天，庐合成墟，田园荒芜，昔日人烟辐接的皖西苏区金家寨，竟成了一片没有人迹的坟场。
卫立煌占领金家寨之时，南下的红军主力翻山越岭，进至霍山西部燕子河。这里是鄂豫皖苏区新成立的五星县县治所在地，敌情稍缓，部队停下来稍做休息，等候派往英山的侦察员报告敌情。侦察员当夜就赶回来了，说英山县城已于9月13日被敌中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官上官云相占领，目前敌已由南向北组织起数道封锁线。这个情报非同寻常，表明红军一到英山，就将面临激烈战斗。上官云相是蒋介石手下的悍将，不会轻易让红军在英山得手。
鄂豫皖中央分局再次举行燕子河会议，研究行动方向。参加会议的只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蔡申熙、方英和王平章。张国焘此时束手无策。而在分局内部，以沈泽民为首的鄂豫皖省委代表，则对四方面军相继放弃七里坪、新集和金家寨等苏区重地、不断转移躲避敌人，越来越孰不可忍。无论是对整个鄂豫皖苏区负全责的张国焘，还是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人沈泽民，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徐向前和陈昌浩，都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必须结束红军这种不断被动应敌的状态，从战略上恢复主动地位。不这样红军就可能在被动状态中越陷越深，完全失败。
燕子河会议大约开了三天。这是一次有关鄂豫皖苏区和红军未来命运的突然发生的重要会议，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思考，一些最重大的问题需要决断。会议进行期间，方面军总部接到报告，原部署在霍山、桐城一线的敌右路军第三纵队（敌三十二师），正向燕子河方面攻击前进。徐向前不得不退出会议，带五星县独立团对付这路敌人。他挑出一百多名精兵组织敢死队，由团长郭伦义率领，夜半出击，突然袭击驻在白莲洞的敌三十二师师部，将其副师长、参谋长以下数十人全部击毙，迫使敌人全部逃回霍山诸佛庵。这场战斗影响了会议的进行，却加剧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
张国焘还是那句话：怎么办？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即使有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在（敌五纵队的五十四师位于罗田），红军仍应继续南下英山，以我四方面军全部击敌一个师，获胜有较大把握。占领英山，我军即可获得一个立脚点，搞到粮食和其它军用品，使自己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其次，就目前的兵力对比论，红四方面军要打破“围剿”已十分困难，占领英山后，我军应坚决甩掉根据地这个包袱，干净利索地跳到外线，进军潜山、太湖，在更广大的战场上，在敌人的大后方作战，调动敌人出苏区，我再伺机打回根据地。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的战略设想，肯定让张国焘想起了自己当年那个出潜太、攻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张国焘此时心乱如麻，他最初支持这个提议，深信红军留在根据地已不能打破“围剿”，那样就不如跳到外线，引敌人兵力出苏区，以后再瞅机会打回来。
沈泽民、王平章强烈反对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他们坚持自己一贯的主张，即红军的责任是保卫苏区，苏区离开红军将不复存在，红军离开苏区也将面临失去根据地支援的危险。目前红军还有数万人马，怎么就承认失败，置苏区人民于不顾，完全退出根据地呢？红军从新集退到金家寨，又从金家寨退到燕子河，一退再退，究竟要退到何处？沈泽民已完成了对自己和张国焘关系的重新认定：张国焘正在惊慌失措中放弃整个鄂豫皖苏区！这个老“右倾”就要断送这块无数先烈打出来的红色根据地！他绝对不能同意！沈泽民说，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边苏区已经错了，现敌中路军与敌右路军主力全部汇聚皖西，红军正应趁机拉回鄂豫边苏区，依靠老区群众，重整旗鼓，恢复失地才是，岂能一错再错？！
会场上出现了争执，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各执己见，争论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是久久的沉默。这时，一直默默无语到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说话：如红军跳到外线作战，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路，进至路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那里有党和红三军（即贺龙，关向应的部队），背靠桐柏山，地形条件好，苏区中央局9月13日的电报不是指示红三军向平汉路西展开活动，策应四方面军吗？这个建议显然与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有相似之处，只是跳到外线的方向不同。
张国焘还是保持沉默。现在该由他拍板啦。大家眼睁睁地望着他。他不仅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鄂豫皖军委主席，还是中央代表。张国焘不骑马，他的唯一嗜好是坐“抬子”，据说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坐在“抬子”上想出来的。现在等米下锅，要他拿主意，不可能让他坐在“抬子”上出去溜一圈。他清了清沙哑的嗓子，突然做出最后的决定：由郭述申和皖西独立第四师师长徐海东率少部兵力和地方武装，在皖西和潜、太地区扰敌后路，牵制敌人，红军主力先取英山，再向黄麻苏区回师！
徐向前目瞪口呆。他望了望陈昌浩，陈昌浩也望了望他，他们又一起望了望蔡申熙。蔡申熙也以同样的诧异的目光望着张国焘。潜意识中的流露是：这个老板怎么搞的。张国焘没有怎么搞，他也用同样的目光望着沈泽民和王平章，其意是说他几乎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而否定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建议。沈泽民和王平章也以同样的目光回答了他，甚表满意。也许有人猜出了张国焘改变初衷的原因，但没有琢磨透他这个人。但无论如何，决定做出了就要行动，蒋军已不让红军继续在燕子河这块美好水土呆下去了。
燕子河会议是历史给予张国焘的最后机会。就会上出现的几种建议而言，无论东出潜、太还是西出平汉路，都比取英山后回师黄麻更有想象力，红军也能得到更大的战略上的主动，但作出决定时张国焘显然受到了另外一种意识的影响：跳到外线去的另一种结果就是拥有四万平方公里、三百五十余万人口、二十六个县级政权的鄂豫皖苏区的全部沦陷，就是承认四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沈泽民提醒过他，他必然要就此“重大失败”向中央负责；无论是全部放弃苏区还是红四方面军跳到外线作战，都是大事，他必须向中央请示，中央没批准之前，他不能贸然行动；张国焘可能还想到了，哪怕他只是提出这样一个报告，他在中央的“形象”就将完结，临时中央负责人（那批“新进”）不但不会同情他，还会因此追究他的责任，而他那个“老右倾”的历史包袱又将使他经受不住这样的追究。反过来想，沈泽民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眼下敌重兵齐聚皖西，黄麻地区兵力空虚，红军突然回师，说不定真有可能扭转败局！张国焘四面楚歌，忽然意识到不能就这样承认失败，这不仅是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失败，也是他个人的失败！部队出发之前，他以国焘、昌浩、向前的名义给江西中央苏区发了电报，一点不讲四方面军的险恶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