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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敌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率部奔袭黄安，守城义军起而仓促应战，终因众寡悬殊，鄂东军伤亡惨重。总指挥潘忠汝战死东门，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南门殉职。吴光浩、徐朋人率领七十二名战士，冲破白军和黄麻地区地主武装的围追堵截，坚持了木兰山的游击战争，创建了今日的红三十一师和柴山保根据地。
与每一次出征时不同，今天行军途中，包括一大队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长廖荣坤在内的红军官兵都注意到了，无论是情绪热烈的戴克敏，还是沉着幽默的曹学楷、亦或是不苟言笑的陈安侯，神情都十分严肃。
“党代表怎么啦？”
一边走，廖荣坤一边悄悄地向王树声打听。
“不晓得。”王树声说，“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敌情？”1929年6月，王树声才二十四岁，已参加过黄麻起义和木兰山游击战争，是红三十一师重要战斗骨干。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
“敌人来了就跟他们干呗！”心直口快的廖荣坤大声说。廖荣坤这时也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虎头虎脑的样子，他后来屈死七里坪。
“队伍中不要讲话！”戴克敏回头大声招呼一声。廖荣坤伸伸舌头，后面的议论声消失了。
队伍在继续前进，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
这一天，红三十一师天不亮离开柴山保，黄昏到达鄂东北特委所在地黄安箭场河。行军过程中，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不仅没有跟部队说一句话，他们除了必须说的一些最简单的话之外，彼此也没有交谈一句。
6月的大别山南麓，山青水碧，杜鹃火红。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官兵们并不了解领导者内心的沉重。上个月初，红三十一师师长、柴山保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吴光浩受鄂东北特委之命，率十余人枪前往大别山北麓商城南部发动武装起义，途经罗田塍家堡时，突遭地主民团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黄麻起义失败后，年仅二十三岁的吴光浩早已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灵魂。他和潘忠汝都是在黄埔军校加入的共产党，不可多得的军事指挥人才。吴光浩是北伐军的“铁军”营长，被群众传为“星宿”不凡，对这支充满“土气”的农民武装进行着最严格的军事训练。噩耗传来，特委书记徐朋人以及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等人异常悲痛，深知吴光浩牺牲的消息一旦传开，初具规模的红三十一师就将面临垮台的危险。特委紧急做出两项秘密决定：暂时对部队封锁吴光浩牺牲的消息；星夜派人去上海，向中央请调军事干部，接替吴光浩，指挥红三十一师。
十几天前，特委委员何玉琳被派去了上海，寻找中央。
昨天，戴克敏接到特委书记徐朋人的通知，说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今天就到，要他和曹学楷、陈定侯亲自率领队伍赶来迎接。
从接到通知那一刻起，一个沉甸甸的疑问就在三位领导者的心中盘旋不去：中央派来的干部，真能弥补吴光浩的牺牲给红三十一师带来的损失吗？
就在这支队伍由东北向西南前进的同时，大别山的深处一条曲折的林间小道上，两个商人打扮的青年和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也在向箭场河方向疾行。两个青年中的一个高瘦单薄，生着一张长形脸，两只眼睛不大，目光沉静有力；他的同伴身材匀称，生一张俊秀的娃娃脸，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闪烁着热情、豪放的光。
“象谦，前面就是黄安箭场河。就要见到鄂东北特委的同志了！”身材匀称的青年一边说，一边擦了擦脸上的汗。他的口音表明他是本地人，且对脚下的路十分熟悉。“今天咱们走运，没有碰上白狗子！”
高瘦单薄的青年微微一笑。他也走热了，摘下头上的礼帽扇了两下，抬起热情的眼睛望着大别山的崇山峻岭。
“步蟾，中央决定是对的，大别山真是名不虚传，兵家用武之地，咱们一定能在这里搞出点名堂！”
身材匀称的青年点点头，有些激动了：“这里是我的故乡，我真希望她早一天变成革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将来我们可以从这里打到武汉、南京去！”
走在后面的农民打扮的汉子听着他们的话，微微一笑。他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
那位被称为象谦的人，现在的名字叫徐向前。身材匀称的青年名叫桂步蟾，黄安本地人。数日之前，他与徐向前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根据地。后面那位农民打扮的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鄂东北特委紧急派往上海求调军事干部的特委委员何玉琳。
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徐向前和桂步蟾由何玉琳带领，顺利到达黄安箭场河，与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见面。鄂东北特委的领导同志对徐向前的接待是热情的，但又是有节制的，原因是特委成员还没有从吴光浩牺牲引起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徐向前、桂步赠的到来并不足以平息这一悲痛，再者徐向前在党内的影响尚微，无论是主持地方工作的徐朋人，还是负责游击工作的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都还对这位中央派来的人的能力和品格知之甚少。在他到来之前，鄂东北便开会做出了决议。徐朋人向他宣布了特委对他的工作安排：“向前同志，特委决定继续对吴光浩同志牺牲的消息保密，暂时任命你为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
徐向前听不大懂他的湖南话，桂步妈便充当了翻译。徐向前听明白了特委的意思，想了想说：“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中央和特委对我的信任！”徐朋人也听不懂他的山西话，桂步蟾又将他的话翻译成湖南话。
第二天早上，戴克敏在队伍前宣布了特委对徐向前的任命。还是因为语言障碍，徐向前的第一次队前讲话并没有给王树声、陈再道在内的红三十一师官兵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中央派来的副师长，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师长牺牲，这个新来的副师长在他们心中还没有太重的分量。
徐向前走进大别山的处境是微妙的。他是红三十一师最高军事指挥员，却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不让他参加，一般情况下总是事情决定后才由参谋长曹学楷通知他。特委做出这种安排并非要为难或者排挤徐向前，他们还不了解徐向前，斗争形势又异常严酷，出于革命的责任心，他们当然不能将指挥这支队伍的权力放心地交给一个陌生人。
徐向前就从这一时刻显示出了他的性格魅力，他知道要在这里站住脚，履行中央交付给他的责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取得当地同志的信任。
战争正扑面而来，它是检验一名军事指挥员优劣的试金石。徐向前到任不久，便投入了频繁的战斗。
蒋介石对鄂东北地区一支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微微有些不安，却也没有十分在意。当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还是要防，他想。他看了看军事地图，发现驻守在大别山西南麓的是去年蒋桂战争中投降过来的罗霖独立第四师，北麓是由河南潢川、光山的土匪改编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
“通知国防部，发一道命令，责成罗霖和李克邦南北夹攻，剿灭黄安、光山交界的红军游击队！”他说。
玩这一套是老蒋的惯伎。无论是罗霖的独四师还是李克邦的暂二旅，都不是他的嫡系，用这些杂牌军去“剿灭”共产党的游击队，在他不仅是一纸军事计划，还能获得一种类似看自己的仇人互相残杀时的快感。
柴山保割据不到一年，鄂东北苏区的面积已从黄安、光山边界向西南延伸到黄安的七里坪、柴云两区。6月下旬，敌独四师师长罗霖出现在七里坪南面的山垭口，身后是两个团的广西兵。
像许多广西人一样，罗霖瘦小，精明，灵活。他举起望远镜向前面望了一望，回头问身后的副官：“寨子里真的没有‘共匪’？”
“报告师座，已派人侦察过了。国军一到，寨子里的人都跑光了！”
罗霖咧开嘴，无声地大笑。他原是李宗仁的部下，去年蒋桂大战，他早早投靠了蒋介石，由旅长被提升为师长，留驻黄陂、黄安。此刻，他正想立一个大功，在蒋介石面前邀荣求宠，不想就找到了与李克邦南北夹攻鄂东北红军的“训令”。红军只有三百多人，他却带来了两个团三千余人，全部德式装备。在七里坪南的来家河，他与红军游击队交了一次手，十几挺机枪一响，红军就跑了。此后他率部长驱直入，数日内竟进至“赤区”中心七里坪。红军如此不经打，罗霖焉能不乐？
“派一个营留住七里坪，其余部队随我北上，与李克邦会师柴山保！”他骄狂不可一世地说。
罗霖率部走过空无一人的七里坪，向西北方前进。根据地十多万群众纷纷“跑反”，漫山遍野，扶老携幼，一片混乱景象。红军就隐蔽在七里坪一侧的山林里。鄂东北特委事先没有搞到“罗、李会剿”的情报，敌人开始行动时，红三十一师只有两个大队留在根据地。南线的罗霖来势太猛，特委紧急命令红军迎战。徐向前仓促将部队带到来家河边，刚在山头上布好阵，敌人的机枪就响了。红三十一师成立以来还没有跟白军正规部队交过手，一见对方火力凶猛，立即乱套，徐向前不得不亲自担任后卫，掩护全队撤退。这一仗败了，却让徐向前意识到自己的队伍最缺少什么：需要打几次胜仗，锻炼和鼓舞士气，让她敢于作战，并且获得作战经验。
部队收拢后特委紧急开会，研究应敌之策。会议把徐向前也“扩大”了进来。
“局势这么严重，咱们的部队又分散在几处，一时集中不起来，向前同志有什么好办法？”徐朋人问。
局势确实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