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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我们断粮了！许多连队的行军锅，都……揭不开了！”姚家芳板着一双忧郁的面孔，突然出现在吴焕先的面前。
“知道，我知道！”吴焕先皱着眉头回答。这些日子，他也是够窝火憋气的了。两只眼睛急得通红。两军对垒的战场，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既是施展勇气和智慧的舞台，也是陷入困境和失败的泥坑。有什么办法呢？他即使具有三头六臂的杀敌本领，也难以改变这种僵持的被动局面。
“军长，”姚家芳喃喃呐呐地说，“部队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呢？……”
“是呀！这样围攻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别说夺取阵地，饿都饿垮了！”吴焕先不由得垂了下自己的脑袋。
“到此地步，你得拿个主意才是！”姚家芳提醒他说。
沉了半晌，吴焕先才无可奈何地说：“这样吧，我马上就去天台山，找省委领导商量一下！”
大台山，就在七里坪以北四十里的地方。省委住在半山腰的一座村庄。吴焕先上得山来，没说上几句话，沈泽民就坐不住了。急急忙忙地跑下山来，巡视红军作战的前沿阵地。
经过一番巡视之后，沈泽民似乎也看到敌我力量过分悬殊，也没加以指责，只是一味地给吴焕先鼓着劲说：“现在正是鼓劲的时候，可不能松劲！如此对峙下去，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就在这时，谁知保卫局的办案人员，紧跟着也奔上阵地……许多指战员看到时，无形中又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恐惧心理，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你这当军长的，倒是很重视军事技术人才！”沈泽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儿。不等吴焕先回答，他马上又说：“我听说你把个四川‘格老子’，带在身边当你的号官？”
“对对。”吴焕先连声应着，“他叫赵凌波，是个俘虏兵，军号吹得不错……”
“到时候，可别把冲锋号吹成了开饭号，够你吃一碗的！”
“哪能呢，我又不是饭桶！”吴焕先不以为然地笑笑。随后才说大多数连队都没有号兵，他得依靠这个号官当教练，尽快训练出一批号兵；否则，打起仗来也没法子联络。
一不过要严加控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噢，对了！我早就跟你讲过，姚家芳是两次加入第三党，定要督促他自首！”沈泽民便提起“肃反”问题。现在当前的反攻时期，敌人必然要用许多反动侦察，勾结利用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苏区从事破坏活动，“肃反”工作也更加重要。红二十五军一面围攻作战，一面还要加紧“肃反”，随时注意“消灭内部的敌人”，此事有省委委员高敬亭去办等等。
一提到“肃反”问题，吴焕先就意识到什么似的，顿时产生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脑门上不禁冒出几粒汗珠。因为省委书记讲到这个程度，他也不便追根究底，只是为姚家芳作了几句解释。可他心里也很苦楚，自以为书生气十足的省委书记，这两年搞一肃反”也是很积极的，曾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出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多么惨痛的历史悲剧啊，现在又在阵地前沿继续重演……。
“张国焘在时就搞肃反，我们还要重蹈覆辙么？这个问题……”沉思了半晌，吴焕先忍不住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省委书记箭已搭在弦上，就不得不发。“关于这个问题，省委已给中央写过报告，认为国焘同志在苏区内开始肃反，还是有功绩的嘛。当然，张国焘的命令主义、处罚主义也是有的，他在党内不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不发动自我批评，也不发展党内民主，……此是国焘同志之家长制度领导作风。我们指责了他的右倾逃跑主义，可不能在肃反问题上麻木不仁，有所放松……”讲到这里，他很不耐烦地晃了晃手里的小烟斗又说：“算，算，你是军长，负责指挥作战。肃反的事，有保卫局和政治委员负责进行，你也不要多加干涉。能不能坚决夺回七里坪，就在此一举！”
沉默片刻。两人都板着一副冷峻的面孔，谁也没有作声。吴焕先愣着一双通红的眼睛，瞧着七里坪方向出神。这个红极一时的历史名镇，那一条鼓舞人心的“列宁街”，那一座难以忘却的“南一门”，还有那一所无数次聚会过的“文昌宫”，对吴焕先来说，都是最熟悉不过也是最值得留恋怀念的地方！1926年初，他曾在这里举行过入党宣誓仪式，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就吴焕先的革命信念和战斗决心来说，他恨不得在一个早晨就杀进城去，夺回这个心目中的革命发祥地。如果能够实现省委所提出的把敌人逼走的目的，当然也是最好不过的，他也会感到高兴和振奋。可是，就在敌我相持不下的紧要时刻，必不可免的“肃反”运动，偏又像瘟疫似地蔓延开来……
谁也没有料到，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同志，像一颗突然坠落的流星似的，从大佛山阵地上悄悄地消逝了。廖荣坤死了。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死了，他们都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他们都不是倒在战场上……
随之而来的是，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受到株连，被秘密处死；他是程启光的弟弟，程训宣的哥哥。该师许多连队的党、团组织，亦被解散废除，不少人遭到非法逮捕。指战员中凡是对“七里坪之围”流露出某些怀疑和不满情绪，都被扣上“右倾思想”的帽子，轻者罚以苦工，重则逮捕处决。常对领导上提出批评意见的，爱发几句牢骚的，犯一次纪律过失的，掉一个枪支零件的，以至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过话的、吃过饭的、关系比较密切的，都被认为是“反革命”活动。一个人被逮捕，与之接近的人都可能被捕；一个领导被怀疑，其部属都可能被怀疑，成批成批地被抓、被罚、被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更加引起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混乱，加重了七里坪战役的困难。而这一切，军长都不得随意过问，无奈“肃反”的领导权在于各级政治委员，绝不允许“越职擅权”！
陷入困境的七里坪之围，部队早就断粮了！战役开始时，粮食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也能够动员群众“从锅里省下一把米面”，积极支援红军作战。二十天后，连地方群众也在忍饥受饿，难以糊口，即使勒紧裤带、咬紧牙关，拿出十二万分拥护红军的热情，每天也只能从地里挖点野菜，或掐点油菜叶子、薅点豌豆苗子，挑着送上去作战阵地。为伤病员送点拌着谷糠鼓皮的稀饭，也是莫大的照顾。四周的乡村根据地，饥饿、疾病、疲困和厌倦情绪，也像瘟疫般地四下蔓延……处于艰难境地的根据地军民，都在眼睁睁地望着正在扬花灌浆的青棵穗儿，经受着严重的饥饿威胁，忍受着痛苦的战争折磨！
部队呢，每天也多以野菜、树叶、豌豆苗子充饥。一面竭力保持住与敌相持的表面状态，一面又不得不抽调小部队外出“打粮”，以解燃眉之急。加之长期露宿野外，疾病蔓延，疲困不堪，指战员的体质极度衰弱，病饿而死者日渐增多。如此与敌对峙下去，无论如何也难以支持。拼火力，拼不过敌人；熬时间，又没得吃的，也熬不过敌人。旷日持久的七里坪之围，就这么半死不活地拖着、熬着、苦着……
部队到了十分疲因饥饿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失去了战斗力。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吴焕先和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又一次奔上了天台山，亲自找到省委书记，建议及早撤围，抓紧时间休整部队，以利再战。谁知省委不但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反而在5月24日发布了题为《坚决拿下七里坪……》的油印通告，“革命是不许可停止的，不进就要退，不是胜利就是失败！”等于又点燃起一把督战的烈火！
能不能拿下七里坪，已成为革命成败关键的分水岭。除此而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胜败就在此一举。
七里坪之围，到底该怎么持之以恒，达到逼走敌人、争取胜利的目的？战士首先还是要吃饭，只有吃饱了肚子，方能与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到白区“打粮”么，也抽不出多少兵力；发动群众“拥护”么，连野菜稀粥也难以为继。每天晚上，吴焕先都不得不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远离阵地去截获敌人的给养，借以维持实际上已是困守阵地的“围攻”。结果又怎么样呢？5月26日，红七十四师到打鼓岭附近截故给养，与敌浴血奋战，伤亡一百六十余人，仅获得二十二袋面粉；次日，又以一百八十余人的伤亡代价，于古枫岭截获面粉三十余袋。两次武装“打粮”行动，铁一般无情的伤亡代价，既是阵地攻坚作战所造成的恶果，也是对省委“通告”最实际的回答！
6月初，徐海东带领七十四师绕到七里坪西南方向的灯笼山地区截敌给养，被敌八十九师发现后，汤恩伯亲率其二六五旅由黄安县城出发，向灯笼山地区进击，同时令其二六七旅一个团，由七里坪西出堵击，断我归路。我军先后在灯笼山、么儿山与敌展开激战，经过多次肉搏，得以夺路返回。粮食，一粒也没有获得！
真是多灾多难的七里坪之围！……
位于七里坪东北方向的龙王山，恰在红七十三师与七十四师的阵地之间，是军部指挥所和红七十五师的作战阵地。吴焕先就住在山上的一座地窝棚子。这夭，恰是个晚霞如火的傍晚，吴焕先蹲在窝棚外面的战壕边上，正在跟姚家芳交谈情况，商量夜晚间截敌给养的作战行动。就在这时，老经理吴维儒忽然奔上山来，对吴焕先说，“焕先，你媳妇从家里来，就欧在山根底下，你下去看看她。”
血气正浓的吴焕先，整整窝了一个多月的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