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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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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大得很又巧得很,就在沈泽民、吴焕先多次想要个刘伯承的愿望未能实现时,十年之后,刘伯承真的率领大别山儿女回来了。那时候刘邓大军七个纵队有五个纵队司令员是大别山走出去的红军战士。
    “只要把刘百成(伯承)同志要来,我们就有了军事上的主持人物,军委会也可以建立起来!”吴焕先对此抱着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好好,我们一定把这个问题写上,写上!”
    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话题颇为一致。以后涉及到红二十五军当前的行动目的和不宜去皖西的总方针。吴焕先也没再提出去皖西的问题,而是引用了沈泽民起草的省委文件中的几句话,借题发挥地说:“我看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记得其中有这样两句,意思是说战争的性质是最残酷的阶级决死战争,所以不能指望在一次击溃敌人的战斗中,就可以结束这个战争;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全国大战,将要成为长期的阶级战争。可是,我们现在的行动目的和总的方针,仍是指望在外面打得几天粮食,即返回中心苏区一战!这决死一战,即使可以获胜,也难以扭转整个苏区的形势。就眼下的情况来看,想要打到十天左右的粮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困难很多!”
    沈泽民对这番话也很敏感,一针见血地说:“你倒学会在‘可是’后面做文章!说来说去,无非是坚持要去皖西,固执于一孔之见!说句老实话,我在报告上已经写了这个问题……”顺手拿起两页已经写成的稿纸,边念边讲:
    “我们认为红二十五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争取黄麻中心苏区之巩固而斗争!即使因为粮食断绝,不能在黄麻苏区境内存在的时候,也不应当到皖西北去!——所以写上这个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你心里也很明白。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一带粮食匾乏,就想脱离鄂东北苏区。只要坚持下去,等到谷子熟了,我们在苏区内的行动,自然就有办法。所以我说,你趁早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吴焕先的情绪也很冲动,他说:“这些日子,你难道就没有尝够打粮吃的滋味?吃了今天没得明天的,还想打得几天粮食,再回苏区一战?这种行动方针,到底能支持几个回合?七里坪的严重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么?……”
    提到七里坪之围的严重教训,沈泽民这时也有所认识,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是机械地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由于红军“力量相差太远”和“粮食困难”,七里坪之围“实际上仅形成一种威逼”,“主观的力量上确实是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些严重错误,确实是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围’以前省委的‘左’倾路线所形成的”。但要把七里坪之围的教训与眼前保卫中心苏区的任务联系起来,他却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儿,前者是大举反攻时期的失误,后者则是“保卫苏区每一寸领土”的根本问题,不可相提并论。说到不宜去皖西北的问题,他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振振有词地讲道:“敌人这次进攻,完全是利用鄂东北苏区粮食困难,企图逼走红二十五军,好在黄麻中心苏区树立白旗。……当然,敌人的这种企图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离开鄂东北一步,敌人就无法达到逼走红军的目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上这个当,中了敌人的诡计……”
    “我们为什么非要守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吴焕先还是亮明了他的观点。“敌人的企图岂止是逼走红二十五军,而是要消灭红二十五军,置我们于死地!现在,我们就得摆脱强敌,跳出困境,保全我们的队伍……要去皖西的话,现在还为时不晚,过了这个村就没得这个店了!”这一次,他的头脑里似乎想得复杂了一些,不仅是为了吃粮问题,而且涉及到作战方针问题,增添了新的意思:避开敌之锋芒,保全红军力量!
    去与不去皖西北的问题,就其实质而言,还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方针问题:是采取“飘忽的游击战略”方针,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还是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跟敌人死打硬拼?知识分子居多的省委成员,只以为是具体行动方面的意见分歧,谁也没有完全弄通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当时也不可能精通领会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对沈泽民来说,张国焘放弃苏区是一面最为现实的镜子,同样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认为鄂东北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区域,省委就在此地,红军若要远离鄂东北一步,单独“飘忽”行动,就意味着“逃跑主义”的嫌疑……。他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完全是针尖对麦芒,言语也是很尖锐的,够苛刻的。他对吴焕先又说:
    “去皖西就会鸡飞蛋打,后果不堪设想!你身为一军之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去皖西,我一个外乡之人都为此感到羞耻、脸红、无地自容!别的暂且不说,你连你老家门口的一块中心苏区,都不想坚守了、巩固了、恢复了,岂有此理!你别忘了,鄂东北是你的故乡,也是你吴焕先最早参加创建的根据地,在这块鲜血染过的土地上,我们付出了多少生命代价?你这种企图放弃根据地的做法,对得起你的父老乡亲吗?……”
    “就乡土观念来说,我恨不得匍伏在地,跪倒在这片土地上,修建几座土地庙,多多磕上几个响头!”吴焕先的语气顿时又缓和下来,情绪也平静了一些。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
    “我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长,首先应当为这支部队着想。没有这支武装力量,就是修建一百个土地庙,照样巩固不住这片土地。到时候,你我都立足不住,也难以生存下去,……事到临头,应当以保存武装力量为重!”吴焕先出于军长的责任感,凭着一种朴素的思想感情,似乎已经意识到“人与地”的辩证关系,但又无法从理论上加以充分论述。吃一堑,长一智,他的聪明才智没有赶到一定的火候,也不会放射出奇光异彩。
    沈胡子也只是一味地强调坚守和保卫中心苏区,即使与根据地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两人都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沈泽民这时拿起了小烟斗冷笑着说:“保存武装力量,这话亏你讲得出口;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是与土地共存亡,也不能离开一步,做出这种败坏政治影响的事!说实在的,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在信中写到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在目前这个时候,打击一切右倾动摇观念,比一切其他工作更为重要!”
    “到皖西北那边去,完全是为了保全我们的队伍,休养生息,以利再战。我不认为这就是右倾动摇观念!”
    “好了,好了,你走吧,走吧!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沈泽民当时就下了逐客令。他正要动手写作,回头又说:
    “对于省委的决定,你得坚决服从!”
    “我晓得少数服从多数,但要把意见讲在当面!”吴焕先正要转身离去时,不禁又说:
    “要刘百成(伯承)的事,你也要坚决写上、写上!”
    太平寨。地处羚羊山以南的高山村寨,夏日的夜晚显得十分的孤寂。一轮明月升起来,撩拨着吴焕先不安的心灵。省委书记的工作没有做成,他觉得对不起战士们。如果真有个刘百成(伯承)就好了。那一轮又圆又亮的满月儿,紧紧地勾住了他的思索,怎么也睡不着了。
    “姚小川。快起来起来……”
    两个人一块儿从周家祠堂走了出来。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径直向西走去。
    姚小川这才明白过来,问:“军长,回家去么?”
    吴焕先嗯了一声,只顾朝前走去。可他马上又说:“先到油扎湾,看看我的那位嫂娘。愿是许下好久了,可一次面也没有见过,今晚得找她当面说说……”
    他还记得妇女委员方志汉的儿子吴世德牺牲的事。她没有儿女了。先是送大女儿参军,牺牲了;又送儿子到部队,也牺牲了!他曾当着方志汉的面,说要给这位红军战士的母亲,敬上一炷高香,认她作“嫂娘”!两个多月过去了,去看看她也好啊!他也想回家去看看母亲,太想妈妈了,人是不是到最困苦的时候就想娘,这是人的本性吧。妻子的死就没有见上一面,痛苦煎熬使他难以忍受。假如母亲再有个三长两短……从太平寨到四角曹门也不过十几里路程,两个人在月光下行走如飞,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又是多么难得啊!
    吴焕先和姚小川下得山来,从程家湾路过时,使他惊呆了,反动民团头子易本应在这里烧杀抢夺,“移民并村”,箭场河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更使他痛苦万分的是油扎湾的方志汉不在了。
    群众告诉他,就在昨天早晨,易本应带了两千多民团武装把几个村子的群众赶到了箭场河,强迫移民并村,群众不走,敌人当场就抓了几个青年男子,加以“通共通匪”的罪名,杀一儆百,共产党员方志汉挺身而出。易本应气急败坏地吼叫:“共产婆子!她是共匪!杀了她……”方志汉被敌人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钉竹签、烙铁烧身……她宁死不屈,被敌人砍杀在箭场河边。
    吴焕先两腿抬不动了。油扎湾不用去了,还去竹林巷吗?母亲生死未卜,假如她……“去吧,军长,就四五里山路,抬脚就到,怎么也得看一眼大娘啊!”姚小川心急火燎地说。
    两个人走进四角曹门。谁知一到家门口,迎面就是两副交叉贴在一起的封条,连房门也给查封了。明亮的月光下,只见一条写着“共匪首恶吴焕先住宅”,另一条写着“民国廿二年七月查封”,还盖有河南省经扶县大印。姚小川气不过,伸手去揭,吴焕先拦住了。
    “让它留着好了……”他不无痛心地摇了摇头。
    他们无奈地涉过倒水河,朝竹林巷那个杂货店铺走去。姚小川一眼看到红军路过的小茶棚,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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