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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终以“打”赢得了走的可能，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危急局面。其英勇厮杀、激烈鏖战之场面，实属罕见。这次战斗，总共毙伤俘敌四千余人，红军亦伤亡数百人。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志修及二二四团政委光荣献身，红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负伤。战斗结束后，光山县党组织又积极为红军买猪买羊，帮助宰杀泡制、烹调做饭，一直忙到深夜，使全军普遍得以饱餐。战斗中负伤挂彩的二百多名伤员也有地方负责安置。
当晚红军迅速打扫战场，清点缴获武器弹药，不便携带的武器除留给当地便衣队，将四挺重机枪，七百余支长筒捷克式步枪卸掉枪栓，隐藏于云雾山下的水塘里。当即释放了全部俘虏，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得以继续行军赶路。
进入鄂东北境内，接连又奔走了一天一夜，到达光山县以西的花山寨，这才与鄂东北道委相遇。至此，红二十五军终于完成了奔赴鄂东北的紧急任务。多么艰苦卓绝的一段路程啊！
11月11日，省委连夜在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说来也巧，分散于各地的省委领导成员，这时大都从各处聚集在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唯独高敬亭留在皖西北，接替了郭述申的领导工作，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有半年之久的酝酿过程。3月中旬，吴焕先于三里城接到由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军委文件，就曾提出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当时也认真作过讨论。随后又收到中共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信中针对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并说，“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毋须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现存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的血手之下”！关于新区的选择，同时也提出了下列条件：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是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争取者；三是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资条件较为丰优。要求省委“根据这一原则以及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省委当时提出的红军主力暂不离开鄂豫皖边区、继续留在老根据地边沿地区恢复和开辟新区的行动计划，在得到中央及军委的同意之后，即领导红二十五军转入汗创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半年来，经过在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的摸索尝试，都不是那么景气，如同昙花一现似的初开即逝。当前，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根据地又屡遭敌人烧杀抢劫，人力物力都受到严重摧残，这种局面短时期也难以根据改变。因此，红二十五军是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还是实行新的战略转移，仍是个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亟需作出果断的决策！
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程子华传达中央军委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分析了鄂豫皖苏区两年来斗争形势的演变，认真讨论了今后行动大计。好在省委的两位核心人物，徐宝珊和吴焕先都直接参加了恢复和开辟两处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从始至终尝到了其中的滋味，同时也意识到在老根据地边沿建立新区的艰难曲折，思想上已逐渐考虑成熟，都想急于摆脱这种困境，他们以为红：二十五军虽然还能够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但人力物力都得不到应有补充，红军本身也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因此，省委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率红二十五军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使红二十五军得以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更加宽阔的发展道路。从此以后，红二十五军也就开始了长征的历程……
出发前夕，鄂豫皖省委还曾给远在皖西北的高敬亭发出指示，决定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省委常委会议还就部队整编、领导成员的调整问题，以及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等重大事项，都作了酝酿决定。省委决定由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继续担任军政治委员；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程子华不是省委成员，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并不知省委决定他当军长。他也是临危受命。
为争取迅速、突然地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即西移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强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根据省委决定，撤消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总共二千九百八十余人，其中有七名女护士。同时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辎重挑担，把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都妥善做了安置。全军指战员都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了三天干粮，两双草鞋。有关政治动员方面的事，吴焕先根据省委的行动意图，只是向指战员讲了讲当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两个明确而又巧妙、同时也不至于泄露军事秘密的动员口号：一是“打远游击”，二是“创建新苏区”！
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转战中，其中有七名女战士，在此值得一提。
军中虎将徐海东，被几个女看护缠在小路上，她们一把鼻子一把泪的，又哭又闹不止。被军政委看到了。吴焕先把徐海东拉到一边，悄声问了问姑娘怎么了。徐海东不由咧嘴一笑：
“她们都在诉苦喊冤，告参谋长的状！”
吴焕先这才向着女护士们问道：“唔，戴季英欺侮了你们，哭得好伤心哟！”
“比欺侮还要厉害哩！”向以刀子嘴出名的周少兰，立即就放了一炮，“参谋长偏心眼儿，就偏着他的三寸金莲……把我们几个都给撇下了，不要了！”
姑娘指的“三寸金莲”实是戴季英当游击总司令时娶的爱妻。
周少兰刚满十八岁，个头不高，长长的脸颊尖下颏，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仿佛也会说话。她是六安人，两年前就来到鄂东北，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留在医院当看护。这个性情比较泼辣的皖西姑娘，把个身材比她矮小但又比她斯文些儿的女子，猛一把探到吴焕先的面前，赌气地说：
“你当政委的不信，就问问戴觉敏！”
吴焕先对戴觉敏最熟悉不过了。戴觉敏，家在红安县紫云区上戴家村，原是吴焕先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戴克敏的胞妹。农民运动兴起时，吴焕先就曾去过她家，参加党的秘密活动。那会儿，她还是八九岁的小姑娘。她的父亲戴雪妨，1926年加入共产党，曾在列宁高等小学担任校长。这姑娘从小就跟着她的父亲，先在七里坪小学，后又在列宁小学读书，成为苏区的一代巾帼少年。她曾作为儿童团的代表，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召开的少共儿童代表大会，当选为少共儿童委员会常委。她1932年参加红军。在这一年间，她的父亲戴雪舫在一次空袭中为掩护学生转移而光荣牺牲，她的哥哥戴克敏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的罪名，秘密处死在新集。剩下她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仍在箭场河红军总医院当看护。现在又随同红二十五军转移出来，一块儿参加打“远游击”……
“参谋长给我们每人发了几块银元，当作盘费，打发我们回家去呢……七哥！”戴觉敏哭哭啼啼地诉说了几句，又很亲切地对吴焕先喊了一声“七哥”。这其中也有一番情由：戴克敏的妻子，她的嫂子，原是曹学楷的二妹子；而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又是曹学楷的叔伯妹子。所以说他们之间多少也带点亲故，便喊上一声“七哥”，让人听了心酸。
“七哥”！戴觉敏不禁又喊了一声，“你跟参谋长说说，莫要打发我们回家，就跟着队伍好，我们老远跑了出来，走得动路，掉不了队……队伍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我们听说……听说……”
“听说些什么？”吴焕先不由问了一句。戴觉敏这才道出真情：“咱们队伍里面，还有好几个娃娃，都没打发他们回家……”
“真格的！不信就去问问……”周少兰在一边作证，“小娃娃都跟着队伍，为啥打发我们回家？”
“二百二十五团的伙夫班，就有个小不点儿娃娃，一路都背在行军锅里……我们也不是没长眼睛！”另一个名叫曹宗凯的姑娘，以具体事例补充证实。
吴焕先忍不住笑了笑说：“我知道，知道！那个小孩子嘛，名叫匡书华，才十一二岁。呵呵……”他又把那小孩跟随红军的经过讲了一遍。说那小孩匡书华，原是光山县匡家湾人，村子被敌人烧光啦。他有个当红军的哥哥，名叫匡占华，把全村六七个无家可归的青少年，都领了出来参加红军。别的青少年都编入红军连队，唯独这个小兄弟年龄最小，个头又矮，而没有编入连队，只好跟在伙夫班打游击。部队过平汉路时，当伙夫班长的哥哥把小兄弟装在行军锅里面，一口气背了出来。
“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吴焕先冲着徐海东笑笑。
“我们也很特殊，你得拿个主意！”姑娘们都眼巴巴地瞅着军政治委员。
“七哥，你跟参谋长说说呀！大老远的跑出来，又打发我们回去，都不认得回去的路了……”戴觉敏一再央求说。
吴焕先不由得嘟了一句：“这个戴季英，连本家侄女都不肯带着……”
戴季英也跟戴觉敏沾点儿亲故，按辈数来说，觉敏得叫他“叔叔”！
“参谋长就是偏心眼儿！”曹宗凯在一旁撅着嘴说，“他就知道心疼自个婆娘，不把张桂香打发回家。我们都是大脚片子，哪个走不过他的三寸金莲？我们可怜巴巴的，不如人家张桂香吃香，跟上个参谋长也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