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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香炉翻过来，三只钝锥形实足，足尖上露出铜质的部位，非常细密——是质地最好的铜。炉底錾出的长方形落款处，款识为“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楷书，异常工整，字周围有似未錾净的一颗颗芝麻粒，俗称“麻地儿”，粒粒圆润，饱满，也熠熠生辉。
可以肯定，这是一件诞生于数百年前的艺术精品。它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珍爱、把玩、收藏，逃过了战火，逃过了天灾人祸，最奇异的是竟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奇迹！此刻，他捧在手上，心里充满感动。用句老话，他积了什么德，才有这样的眼福呀！
毕汉光见他那副痴迷的神情，更加高兴，说，怎么样？香炉专家，开眼吧？
他说，大开眼界，大开眼界！谢谢黄先生。现在能见到这样的香炉，真是大饱眼福！
黄先生早已站在他身边，一直观察着他脸上神情的变化。黄先生不知毕汉光是和他调笑，真的把他当作香炉专家了。
黄先生问，我们东北的几个朋友都说这是宣德炉，您看呢？
他想了想，说，我看，这确实是明朝宣德年间的东西。不会错。非常稀罕。现在能见到它的人，就算有眼福了——珍贵得很！
那位黄先生并非像他自己谦称的“附庸风雅”，立即听出他话中有所保留，追问道，方先生，这是宣德炉吗？
他知道，这个圈子里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比如，给人留面子，别扫人家的兴，就是其一。
前几年他和毕汉光刚玩儿古玩的时候，他花一千多元买过一个西晋的青瓷四耳罐，摊主还说是把他当作同乡才卖给他的，否则低于三千不卖。
过了几天，毕汉光一位多年搞收藏的朋友去毕汉光家，毕汉光打电话让他把罐子拿过去，请这位朋友掌掌眼。
那位朋友只看一眼，说了声不错，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后来毕汉光愤愤地告诉他，妈的，咱们上当了！那是新活。
他问，当时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毕汉光说，人家看你头发都白了，给你留面子。
他奇怪，面子就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毕汉光说，西城有位尤老先生，在北京收藏界大大有名。前几年他从一个外地人手里收了一个明朝的青花缠枝莲梅瓶，八万！他以为捡了个“漏儿”，可几个朋友看了，都说是新活。后来他也知道自己走眼了，可还是铁嘴钢牙，没错儿！明的。八万块钱不重要，得保住面子！
现在，他也遇上了这样的窘境。他沉吟着，不说话。
项紫星走过来，说，方兄，我跟黄先生认识不久，却一见如故。要不，我也不揽这事。宣德炉，鼎鼎大名，可谁都没见过。您有话，就直说。您要是把这炉毙了，我担保，黄先生绝不会心脏病发作。您说了，我们也长长见识。
他对项紫星是颇有好感的。许多搞收藏的人，对自己的珍品都深藏不露，有交情也不行。他跟项紫星素不相识，只因为毕汉光这层关系，人家就把好东西让他尽情地欣赏揣摩，在收藏这个圈子里，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是可以当作朋友交往的。
毕汉光也说，这儿没外人，说错了也不寒碜。
他只能说了。
他对黄先生说，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
黄先生说，您别客气。
他说，这座炉，是宣德年间制的，没错儿——材料、器型都对。只是，它不是宣德炉，而是仿宣。你别急。这只香炉的整体形态，与宣德炉几乎完全一样，是十分珍贵的——不仅是现在，几百年前，就难得一见。这确实是好东西！
黄先生问，都是宣德年间制的，怎么它就是仿宣呢？
他说，宣德炉是由官方铸造的，只铸过一批——五千座左右。那是在宣德三年，以后再也不曾铸过。这座炉的年款是宣德五年，晚两年，当然是仿制了。
他告诉他们，吴邦佐就是宣德三年监造香炉的工部官员，宣德炉停铸后，他利用原来的窑址，招募了原来的工匠，使用原来的材料和工艺，又铸了一些香炉，水平极高，又传世甚少，所以也异常珍贵。
毕汉光又惊又喜，你怎么知道？看来你真是香炉专家了！
他说，又开玩笑！我是听一位老先生说的。
毕汉光说，你采访过的那位琉璃厂专家吗？
他说，不是。另有其人。
毕汉光犹犹豫豫地说，只听他一说，不能算数吧？他就那么权威！
他说，我见过真正的宣德炉。
毕汉光大惊，你见过宣德炉？
他说，见过。比这座还要精美。
真的？
有一度还归我所有。
几个人的眼珠都瞪大了。
金老先生慧眼识宝。他说，你奶奶把你这辈子要花的钱都给你准备好了。不幸，他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可能是爸爸向继母讲了些什么，或者是央求了什么，许诺了什么，继母没有再向他追问香炉的下落，但是，对他更加冷漠。
暑假里，他躺在躺椅上在院子的树荫下看书，有时会突然觉得头顶冷飕飕的。他知道，准是继母在上屋冷冷地盯着他——原来，仇恨的目光是冰冷的，这般冰冷——隔着窗玻璃，都能感受到它刺骨的寒意。
好在他已成年，继母不论如何排斥他，也无法演出像《鞭打芦花》那样后妈虐待儿子的惨剧了。不过，在一些小事上难为他，却是常有的。
他从小在奶奶和吴妈身边长大，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上了大学，自己也不曾买过一支牙膏，一块香皂，需要的时候，他只需装在书包里带走就是了。奶奶去世后，这也成了麻烦。有几次，他临去学校时问吴妈，肥皂呢？牙膏呢？吴妈便愤愤地说，她说知道了，可不给钱！
最让他恼火的一次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他从学校驮回棉被让吴妈拆洗。被子拆开了，被里被面都泡在大盆里，继母像是看准时机似的及时出动了——一会儿让吴妈洗茶具，一会儿让吴妈熨衣服，接着又让吴妈去找多少年没人用过的牛角鞋拔子。被里被面在大盆里泡了一天一夜，直到星期日晚饭后他要回学校时，也没洗出来。
吴妈说，先把你在家里盖的被子带走吧，星期六你回来，我就做好了。
他在家里盖的被子的被面，是奶奶早年间存下的老东西，猩红色的缎子，还绣着金凤凰和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富丽鲜艳，扎眼之极。在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里，他拿这样的被子去宿舍，不是让同学们侧目而视吗！用不了两天，全班同学都会知道。
他说，家里就没有布面的被子吗？
吴妈说，老彭的被子是布面的——还在下屋搁着哪。
他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准是一股油烟子味儿！
老彭是家里的厨师，奶奶去世后，便辞退了。
他问，您的呢？
吴妈说，也是缎子的。老太太说，别花钱买了，废物利用吧。一下子给了我仨被面，这辈子都用不完。我还等着哪家亲戚娶媳妇，送他一
个呢！
他第一次骂了他的继母，这个臭婆娘，真刁钻！
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语文老师，他借口路远，便住进学校的集体宿舍了，周末也不常回家，偶尔和爸爸通个电话，也就是了。当然，“五一”、“十一”、春节是要回去看看的，也只是坐坐，和爸爸有话没话地闲聊几句，有时饭也不吃，谎称和朋友有约会，便溜之大吉。他和那个家的关系已经似有若无了。
他结婚时，房管局在一个不规范的大院子里租给他两间房，是东房。谚曰：有钱不住东厢房，冬不暖，夏不凉。他倒不计较，花几个钱，请房管局的工人在屋前搭一个棚子，也就挡住夏天暴烈的西晒了。
除了他和妻子，院里还有三家人，他们都住在由东至西的一长排北房里。每家的人口都不多，又没有刁钻各色的人，大家客客气气，和和睦睦，相处得很好。
他爸爸几次要来看看他的新房，都被他婉言谢绝，可等他有了女儿之后，却不能阻挡爷爷来看孙女了。
爸爸和吴妈来了。
爸爸看了看院子，看了看他们住的屋子，说，搬回去吧——家里那么多房子空着。再说，有吴妈，也能帮你们照看照看孩子。
他直言不讳，爸爸，我知道您的心。谢谢您！可为了您的安静，为了我们的安静，算了吧！她能容得下我们吗？
爸爸垂下眼睛，不再说话。
那一刻，他真觉得爸爸衰老了。他心软了。爸爸不就是盼望儿子孙女都在他膝前承欢吗？顺从就是了，让爸爸高兴。可搬回去真的能让爸爸高兴吗？那个刁钻的女人！如今他不是孑然一身，而是三口之家了，那个女人会有更多制造不和、制造争端的机会。失去了安静的爸爸还能高兴吗？
他也不再说话。
吴妈说，不用搬回去，我多来两趟就行。
真的，妻的月子，就是吴妈跑来跑去伺候的。
1965年夏天，一夜疾风暴雨，把院里那棵老槐树连根拔起，砸塌了前院房子的后山墙。房管所来了十几个工人，先把老槐树锯成一截儿截儿的运走，再推来沙子、水泥、灰砖修复山墙。
这一来，他五岁的女儿禾禾高兴了。每天从幼儿园回来，便在沙子堆上挖洞，垒燕儿窝，不到洗澡的时候不进屋。
一天傍晚，他正在小厨房里帮妻择香菜，同院的金老先生突然从厨房门口探进身来。
金老先生住在北房的最东端，老两口出出入入总要经过他们窗下，每次都客客气气地打声招呼。有时他和妻都不能按时下班，打个公用电话，金奶奶便去幼儿园把禾禾接回来，由金奶奶照看，所以，在同院中，两家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他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