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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政府作团委书记的经历，我的脑海便会情不自禁出现雪梅——那个躲在门柱后边一躲一闪往人群里张望的女孩的样子。
如今，那个“一躲一闪”的女孩出嫁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很复杂，我不知这将意味着什么，但愿这是雪梅幸福人生的开始。如此说来，迟到的人生也是大有嚼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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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科：无名氏
每次回故乡，都要经受一次精神折磨。
怕见到她，又想见到她，脚步不由自主就走进那条弯曲的胡同，g6个破烂的农家院。最怕的是她那眼神。只要踏进那院门，她就会慌慌地迎出来，尽力伸直稍驼的上身，仰视着我的脸，近乎倒退着引我进屋；反复擦那把破椅子，然后看着我坐在上边；又用毛巾仔细擦净一只瓷碗，倒上一碗白开水，看着我喝下去……那眼
神里满溢着感激——暂时掩盖了愁苦和忧郁的感激。这感激的眼神如一只无形的钩，把我深埋于心底的愧疚拽出来。
三十年前她还是邻村一个11岁的女孩，因为偷了生产队的苜蓿被我捉住，我才认识了她。当时，她在前边拼命地逃跑，我在后边大步流星追赶。大约追了一里多路，她实在跑不动了，把盛苜蓿的篮子一扔，双手抱头跪在地下，等待着一顿拳打脚踢。看着她浑身颤抖的样子，我举起的拳头终于没有落下。我弯腰拾起那个篮子递到她脸前，她慢慢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我，当她明白我是真的要放她走时，两眼突然漾出了泪水，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她站起身来接过篮子，我才发现，她吓得尿了裤子，下半身湿淋淋的，冒着热气。我呆在那里，一种愧疚感从心底冒上来。事后我才知道，我的前任那个看苜蓿的老头儿，早就发现了这个偷苜蓿的女孩，但他从未惊动过她。他说这是个苦命的孩子，她偷苜蓿是为了养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瘫痪在床的姥姥。听了这话，我更后悔自己的举动。后来听说，这个女孩因受惊吓，精神失常，到处疯跑着拣垃圾，偷吃人家猪圈里的猪食；瘫痪的姥姥也因无人照料死去。我心底那颗愧疚的种子又开始生根发芽，总觉着这样的结果与我有直接关系，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但我只是个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农民，没有任何能力和办法去帮她改变这样的命运。十多年后我离开故乡，上了四年大学，然后到城里工作。在崭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心情舒畅，踌躇满志。我已不再是那个村庄的村民，而是城市里大机关的干部，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没有时间再去想村庄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即使偶尔故乡来人说起村里的人和事，也是当时在心头热一阵，过后就很快撂下了。我曾一度庆幸到了新的环境卸下了多年的精神负担。有一天村里来人说当年那个偷苜蓿的疯女人不疯了，不久又听说她嫁到我们村里。我知道她嫁的那家人很老实，男人虽是个老光棍但也并不傻，她这一生总算有了一个归宿，我心里似乎得到一种安慰，精神上又轻松了许多。可是没过几年，又听说她丈夫不幸死于车祸，她守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誓不改嫁。我心里忽然又沉重起来。但我随后又为自己“开脱”：她现在遇到这样的变故和不幸已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再没有任何必要折磨自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冷静不下来，自己管不住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她今天的灾难与过去的不幸强拉硬扯地联系起来。为了使自己再次得到解脱，我经常琢磨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去帮她一把。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
十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她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到城里来找我。说要依靠我这个本村的伯伯，给孩子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她娘俩乘公共汽车，两次倒车来到城里，儿子背来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三个小布袋，一布袋花生，全是三个粒的“老头子”；一布袋黄豆，圆鼓鼓的，一般大的粒儿；一布袋黄米，是用家乡的老碾子碾的。她背来的是一包袱棉花，白得像雪一样，是精心挑选、专门找人弹好的絮棉。她说本不该来麻烦伯伯，可这孩子说什么也不在村里，非要出来找个工作。说完就仰脸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感激，似乎我能在家里接待她，耐心听她说出自己的要求，已十分满足了。我终于等来了一次帮助她的机会。这时，我已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如果用一下手中的权力，破一点规矩，是能够帮她这个忙的。但我是一个一贯守规矩的人，在公家的规定与个人“私利”的矛盾面前，我犹豫再三，最后又向“规矩”屈服了。我未能给她儿子找到工作。她带来的东西我收下了，我偷偷掖到她口袋里的500元钱，却被我家属院的门卫给送回来。本来想借机消解一点愧疚，没想到更加重了愧疚。
后来又有一次机会，市里搞劳务输出，我给她儿子报了名，很快那孩子就被北京一个建筑公司招工走了。我总算帮了她一次忙。可是没过一年，那孩子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了。我托人帮助处理了后事，又托故乡的朋友去看望她。她再次遭受厄运，我怕她会被彻底击溃，而她则是一如既往地默默承受了。这时我冒出一种念头，盼望她再到城里来向我提出要求，我宁肯犯一次错误也要用一下我手中的权力去满足她，而她却始终没有再来城里找我帮忙。此后，我每有机会回故乡，就带上单位发的大米、食油、鸡蛋去看她，潜意识里总有借此化解些许愧疚的愿望，但是每见到她一次，这种愧疚反而更会加重。
今年春天，听说她得了血癌，我马上与村长联系，为她搞了一次捐献活动。半天时间捐款3万多元。可惜她的病已到晚期，全村人的爱心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她走了，她对我永远不能消解的感激终于消解了；而我，对她永远不能消解的愧疚却仍在日益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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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元明：母亲的背篓（1）
在我书房电脑的上方，开放式的书架上，摆着一只秀珍小背篓，还有儿子几个月时瞪着大眼的照片。背篓是前年出差到重庆酉阳买的，因为想起了母亲的背篓。
1980年的冬天，妻子快生产了，母亲从重庆老家坐火车赶来，到北京是早上5点多钟，我去接站。除了大包小包外，还有一只小背篓。
一进门，母亲就赶紧走到床边，一双冰凉的手伸向被窝儿。妻子大吃一惊，忙问：“妈，您要干什么？”
母亲说：“让我摸摸，是男娃儿还是女娃儿。”
过了一会，母亲一脸惊喜：“哎呀，是个男娃儿！”
妻子把嘴一撇：想孙子想的！她根本就不信一个农村老太太的话。B超还分不清是男是女呢！
因为孩子个头大，医生决定剖腹产。12月27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医院，妻子的床已经空了。同室的女人们说：早上刑场啦！女人这时个个都功臣似的，而男人们则全都变得温文尔雅，一切行动听指挥。
我守在手术室的门口，心里忐忑不安。在手术单上签字时，医生就说得很邪乎，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别说小孩了，连大人都可能出危险。可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只好听天由命。
这时，走廊上过来一位女土，一看，大家都吃一惊：原来是老战友。10年前我们在青海一块儿当兵，还一起去西安学习，后在机关一个大办公室共事。她比我早参军一年，成熟而自信，又有才气，给过我不少帮助和关照，我一直心存感激。后来我调北京，再上大学毕业分到报社，她也到京了，要嫁人的时候还说要给我当红娘，可惜我那时一头雾水，什么都没搞明白。一转眼又是5年，岁月流逝，大家竟然相逢在这里——她正巧也在这儿住院。
正聊着，手术室门开了，出来一个医生。我很紧张，战友却大声问：“刚才进去的，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男孩儿！”
是儿子！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眼睛发热，所有的人生酸甜苦辣、恩怨荣辱，统统暂时冲到一边。等妻子出来，安顿好了，我就赶快回去给母亲报信儿。母亲笑了，马上吩咐送鸡汤。
儿子回家了，麻烦事也来了。婆媳意见不合，一个要讲科学，一个要按传统。我自然是母亲一派，但主要做协调工作，和点稀泥。不过，母亲很快就成了一家之主。妻子要上班了，早出晚归，来回3个多小时，奶水也不多，一天一瓶定量牛奶根本填不饱那个呦呦叫的大肚汉儿。
母亲说她有办法。她用温水将大米泡软，然后捣烂成泥儿。这在老家不难，有石头打成的石窝儿，三下五除二就成了。北京哪有这宝贝？只好用碗加擀面杖，可这玩意儿不顺手，劲大了，碗就破了；劲小了，米又不烂；米泥儿捣成后，加水一搅，再用纱布过滤；打一个鸡蛋，搅散，掺入米浆里，再加蜂蜜，上火一蒸，就成了金黄色的米羹儿；放温乎了再往奶瓶里一装；满满一大瓶，儿子一气儿就吸得精光。
为了儿子能吃饱，母亲经常捣得满头是汗，有时怕影响楼上的人休息，她就端着碗下楼到外边的空地上捣。每天都得捣一两次。有时我替她，结果手都酸了，米还没捣烂。母亲说，还是我来吧，你去做你的事。人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我是养儿才知母亲的辛苦。父亲在城里，母亲一人在乡下，拉扯我们兄妹5个，有哪一个没吃过母亲的米羹儿？
母亲还要买菜做饭。小背篓派上用场了。背篓呈方圆形，上边大，下边小，中间一块小横板儿，小孩放进去，既可以坐，又可以站；母亲背着，两手可以干活，走哪儿也方便。在老家，几乎家家如此。
没多久，儿子就喂养得虎头虎脑，滚瓜溜圆，活像个小弥勒佛，人见人爱，特别引来女人们的关注，向母亲打听带养的秘诀。母亲背着儿子天天走进走出。从宿舍到报社机关大院门口，长长的大道上，母亲背着背篓，踅篓里坐羞胜头娃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