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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文绉绉的字眼而多用简明生动的词汇，使小说的描写栩栩如生。
1929年，海明威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出版。这部小说同
《太阳照样升起》一样，具有强烈的反战倾向。海明威并没有用一大堆恐怖描写来谴责战争，而是集中凝炼地刻画某些战地细节：阴雨连绵的天气、士兵们的厌战情绪、野战医院里的痛苦呻吟等，从而表达了人们对战争的深刻憎恶。
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是主人公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里的遭遇。他原是在意大利学习建筑的美国大学生，战争爆发后，凭着一时的狂热当了美国志愿军，被授予了中尉军衔，负责一个救护车队。在奥地利前线，亨利经人介绍认识了英籍护士凯瑟琳。不久亨利召到意大利前线，在运输伤员的途中，他身负重伤，被转移到米兰的一家医院。凯瑟琳恰好在医院担任护理。对亨利悉心看护。亨利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凯瑟琳，两人在米兰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秋季，凯瑟琳怀孕后，亨利又被召回部队。在一次大撤退途中，亨利差点被意大利宪兵队当作奸细处决。亨利历尽艰险，转道米兰赴斯特莱塞，终于找到了凯瑟琳。得知宪兵正在搜捕逃兵，亨利便与凯瑟琳划船逃到瑞士，在日内瓦湖边的小城蒙特勒，他们总算熬过一个冬天。不幸的是，凯瑟琳因剖腹产大出血而身亡，孩子也没成活。亨利在绝望中冒雨回到旅馆。今后何去何从，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跟战争永别了，可前途一片渺茫。海明威通过这部作品告诉人们，“迷惘的一代”的悲剧的社会根源是战争。
《永别了，武器》的艺术技巧相当娴熟，它奠定了海明威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基础：情景紧密结合，简洁而含蓄的对话，情真意切的内心独白以及简约洗练的文风，形成了足以打动读者心扉的艺术魅力。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定居弗罗里达州，并广泛游历，包括去西班牙看斗牛，去非洲打猎，去古巴打鱼。1923出版的《死在午后》专门记叙了他去西班牙观看斗牛的情景。他联系自己的创作，提出著名的经验总结：“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集 《胜者无所得》（1933）和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37）。
《有的和没有的》是海明威第一次以劳动者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没有的”哈雷·莫根。他原是渔夫，兼作游艇出租生意，但由于经济萧条，一家人生活没有着落。为了“不让我的孩子饿断肚肠”，“自己要吃饭，还要养活他们”，莫根只得铤而走险去从事走私活动，并对不许他生存的社会提出抗议：“我不知道谁制订法律，但是我知道没有叫人挨饿的法律。”为了生存，他杀死人口贩子，私运中国劳力，企图抢劫“古巴革命者”从银行里盗来的巨款。最后他在一场枪战中死去，临死前他方醒悟到“一个人不行，现在一个人不行了”。莫根的结论表现了作者思想的发展。这时候的海明威已逐渐从个人的迷惘中摆脱出来，开始认识到社会生活的真正价值，把小说的矛头指向“有钱的”，迈出了抗议社会的新步伐。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同情共和派政府，反对佛朗哥为首的叛军，个人捐款数万美元购买救护车辆，全力支援西班牙人民。1937年2月，海明威受“北美报业同盟”的委派，赴马德里采访，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报道西班牙人民的英雄业绩；后来还直接参加了“国际纵队”，拿起武器与佛朗哥叛军作战，直到内战结束才撤离回国。
这场惊心动魂的战争教育了海明威，使他认识到自己应该为推动历史的发展，为正义事业而运用文学这一武器。剧本《第五纵队》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就是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第五纵队》（1938）是海明威唯一的剧本，它描写在西班牙共和军中担任反间谍工作的美国军官菲力浦·劳伦斯，为保卫共和政府和首都马德里，排除干扰，破获敌特组织，一举歼灭“第五纵队”，为共和事业作出了贡献。作者赋予主人公以崇高的生活理想和奋斗目标，当有钱的布里杰斯小姐企图以金钱和爱情来诱使劳伦斯放弃斗争时，他毅然断绝了与这位小姐的往来。劳伦斯跟海明威以前笔下的人物不同，他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与西班牙民族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英雄。
《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1940）描写西班牙内战时活跃在敌后的一支游击队奋不顾身、英勇斗争的事迹。小说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原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西班牙语教师，他志愿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他奉命潜入敌后领导一支西班牙游击队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小说写了他在游击队据点三天三夜的活动。游击队长巴勃鲁胆小怕事，为了保存自己的地盘，不惜进行破坏。他的妻子毕拉尔勇敢坚强，其他队员都是善良、朴实的爱国者。游击队还收容了一位遭受过法西斯军队污辱的西班牙姑娘玛丽亚。乔丹同玛丽亚恋爱，希望结婚，将来到美国去。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乔丹虽然成功地炸毁了桥梁，却身负重伤。他命令其他游击队员撤离，自己挣扎着架起机枪，对准大道那边来的一大队骑兵，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打击敌人，为正义事业献身。
《丧钟为谁而鸣》是一部杰出的反法西斯小说。作品中的乔丹不同于海明威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他没有迷惘和失望，他虽然在热恋中，但是这种爱情不再是与战争相对立的个人幸福。他不厌恶战争，不逃避现实，他所考虑的主要是怎样完成他的职责。这反映了作者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理解和支持。这部小说曾被好莱坞改编搬上银幕，四十年代后期在我国上映时颇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春天，海明威赴亚洲采访，并到中国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海明威主动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逻艇，为美国政府提供情报。1944年，海明威随美军在法国北部登际，亲自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明威多次受伤。曾因两次飞机失事而幸免于难，却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因此，他的精神总是摇摆不定，尽管有着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但作品的力量和境界已不能与当年在西班牙时的英勇气魄相比了。19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过河入林》在主题上没有新的突破，只不过重复了他过去几部小说的主题：战争、爱情、孤独和死亡，艺术上也缺乏特色，世人多以为海明威是“江郎才尽了”。
就在海明威似乎无法在美国文坛再度叱咤风云之时，中篇小说《老人与海》 （1952）却脱颖而出，他的创作天才又重新得到肯定。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古巴老渔民桑提亚哥在海上三天三夜捕鱼的经历。桑提亚哥八十四天来没有打到鱼，但老人并没有丧失信心和希望。在第八十五天上，他在黎明前就出发了。这一次他划向远海，一条比他的小船还长许多的大鱼终于上钩了。上了钩的大鱼拖着小船不慌不忙地游着，桑提亚哥拼尽全身力气，用尽各种办法，在海上飘流了两天两夜才杀死了那条大鱼。当他精被力竭地终于把大鱼杀死，绑在船边向回划的时候，那条死鱼又成鲨鱼追踪的对象。开始是一条，后来是一群。已经疲惫不堪的老人不得不再次与鲨鱼搏斗。起初用鱼叉、刀子、棍棒、后来甚至将船舵拆下来当武器。最后，鲨鱼吃光了大鱼。桑提亚哥只带着一条十八英尺长的鱼骨架回到了岸边。捡起损坏的渔具，筋疲力尽地回到他破旧茅屋中酣睡了，他又梦见了狮子。
《老人与海》的出版获得巨大成功，它立即译成多种文字。海明威在小说中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桑提亚哥捕鱼最终失败，但是他坚韧不拨的毅力，败而不馁的气节令人肃然起敬。作者强调了人要勇敢地面对失败这一主题。小说中，桑提亚哥“每当感觉到自己要垮下去的时候，”就鼓起勇气，“要试验一下”。“双手已经软弱无力”，“我还要试它一试”。“他忍住一切疼痛，抖擞抖擞当年的威风，把剩下的力气统统拼出来，用来对付鱼在死亡以前的挣扎。”他有一句话最有名：“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老人与海》荣获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1954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宣布海明威为该年度的获奖作家；因为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作《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
海明威“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主要表现是“含蓄、深刻和简洁”。含蓄，是他著名的“冰山理论”的具体化，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包含有丰富的潜台词，一切蔓枝杂叶都被他删个一干二净，露出水面的只是那冰山的八分之一。深刻，它主要表现在对人物的内心描写，用独白、思忖、回想等等来达到刻画人物的目的，《老人与海》是最典型的例证。简洁，人物对话以最简短的语言表达，所谓“电报式”的短句，证明作者惜墨如金。这种例子在海明威作品中俯拾皆是，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英国评论家赫·欧·贝茨指出，海明威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
海明威晚年 患糖尿病、精神忧郁症等多种疾病，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戕，从而结束了他那杰出作家的一生。但他所开创的一代新文风却在新起的欧美作家手中得以延续。
帕索斯、沃尔夫和斯坦贝克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