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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爷回来了，真感谢他这时候回来，用他那哇啦哇啦的大嗓门把我由梦幻中唤醒。于是，大家一起打道聚合成。
高大爷“气魄”真不小，为我竟请了三桌酒席。季、高两府全体几乎已占了一席半，高大爷又邀了另外许多亲友作陪，不少人是我当年在高府见过的二大妈、三大姨、四大妗子、五大婶，男客人多半是高大爷的现任同僚，其中还有两位是新从重庆来的接收官员。高大爷在交际土，不能不算一把好手。
酒过三巡，高大爷霍然起立，发表演说：
“诸位至亲好友，今天我为张特派员醒亚老弟洗尘，真是感到万分荣幸，并且也感到万分欣慰和骄傲！因为张特派员醒亚老弟有今日的荣归故里，本人敢说不无微功；当初我早就断定抗日战争一定胜利，所以一再跟醒亚老弟讲：‘没问题，没问题，日本小鬼想跟咱们打，简直是等于鸡蛋碰铁球嘛！’”
一阵堂大笑，大家纷纷举杯向高大爷致意，并且异口同声地对于他这个“鹤蛋碰铁球”的比喻，表示钦佩。高大爷得意地继续说下去：
“所以，平津失守以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劝说醒亚老弟到南方去参加抗战！果然，醒亚当真不顾一切艰难，跟随今天在座的地下抗日英雄贺力贺先生同往重庆，如今醒亚老弟官拜特派员，真是我们全体亲友的光荣，更是全天津市二百七十万市民的光荣！诸位都知道，‘特派员’ 是目前最重要最有权势最吃得开的头衔，财政部在这儿有特派员，经济部在这儿有特派员，交通部在这儿有特派员，教育部在这儿有特派员，军事委员会在这儿有特派员，资源委员会在这儿有特派员——可是，其中最大的一位特派员却是我们这位张醒亚张特派员——因为他虽然不是各部会的特派员，可是他是报社的特派员，俗语说得好：‘新闻记者见官大三级！’做官的谁敢不买新闻记者的账？”
又是一阵堂大笑，夹杂着掌声与赞扬高大爷口才出众的评语。
贺力大哥跟我偷偷使了个眼色，撇了下嘴，我知道他对高大爷的演讲已感到太大的厌恶。在座的人，没有比贺大哥更清楚高大爷当年如何“鼓励劝说”我南下抗战的了。高大爷在七七事变刚发生时，确曾说过：“日本人打中国，等于鸡蛋碰铁球！”平津一沦陷，立即高叫：“抗战绝对没有前途，中国梦想打日本人才是鸡蛋碰铁球呀！”也正是这位仁兄。
高大爷结束演讲径行宣布：“现在请张特派员致词！”我站起，道谢敬酒，请求免除“讲话”。高大爷马上也站起来，大声说：
“机会难得，一定请特派员讲讲解，分分析当前天下大势！”
一阵掌声不停，我难再推拖，便简单地说了一下日本投降后的国内形势。我特别提出来：到处攻城略地的中国共产党，和强据东北坚不撤兵的苏俄，又为我们制造了一个新的内忧外患，今后大家的努力课题也就是如何消除此一新的内忧外患，并且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
高大爷立刻振臂高呼：
“没问题，没问题，共产党不过一堆土包子，一群流寇！能成甚么大事？诸位放心，共产党想打国民政府吗？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哇！”
高大爷话说得多，酒也喝得多，席散时已经半醉了。客人纷纷道谢散去，他拉住我不放，非要带我去逛逛夜天津不可。他又不住地说：
“老弟，我告诉你啊，不，特派员，我报告你：现在接收大员们都在搞‘五子登科’，老弟如有兴趣，愚兄我绝对可以效劳办到！这五子登科呀，乃是占房子、抢车子、叫条子、买金子、玩戏子——人生也就是这么点享受，何况你们都苦了八年——”
我实在不敢继续领教，强挣脱开高大爷的拉扯，跟尚未散去的客人们摇手告辞。高大爷仍在摇摇晃晃地叫着：
“慢走，慢走，你这位老弟未免太老古板了，五子登科不来全，起码来个二子三子登科也好哇，包在愚兄身上——”
六十
第三天，表姊丈在义顺合请我吃西餐。第四天，表哥请我吃正阳春烤鸭子。第五天，贺大哥请我吃同和居涮羊肉。以后一连几天，都有姑父海关的同事、表姊丈邮局的同事、表哥银行的同事，以及左邻右舍与初中时代的校长老师们，分别请我吃饭。
虽然酬酢频繁，我并没有松懈工作。一周内我已经写了两篇特写与通讯，电讯每天拍发一、二次，从无间断，表姊回唐山以前还一连三日开夜工，帮我把新闻稿译成电码。
半月后，应酬逐渐减少；工作更形加重。要拍发的新闻很多，得报社同意聘用了一位专任译电员做为我的助手。
北平方面似乎比天津的新闻更多，我开始经常往返平津道上，在北平住几天，再回天津来几天。
这期间，华北各地的日侨和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官兵陆续集中在天津，由我政府照料，遣送他们返国。对投降后的日本尽量宽容，是国家的政策；然而，饱受了多年蹂躏与残杀的中国老百姓，实在一时忍不下这一口气，于是，偶尔仍有殴打日本人的情事发生。
一天下午，人群拥挤在天津的黎栈大街，交通几乎堵塞了，我以为是发生了车祸，要不就是化装游行，再不就是国军演剧队上演街头戏；结果，挤进去一看，只见男女老幼市民们摆了一条长龙，领甚么配给品吗？不，原来竟是依照排队的前后次序，每人可以在两个日本人的脸上打两记耳光。
排队的人们，不住地叫着：
“前面请快点打哟，我们排在后面的好心急呀——”
“好多天在马路上，碰不见日本人的面，这一回，可让二大爷逮住，出出气了——”
围观的人们，则不停地鼓掌、喊好。
有人说：被打的两名日人中间的一个，被认出来过去是宪兵军曹，有人指说他曾经毒害过不少中国商民和抗日志士，因而他挨的耳光较多较重；另外一个大概只是一个普通侨民，大家数道不出他的具体罪名，然而在群情激愤下，他也无法脱逃。他们两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鼻孔流血不止，十分狼狈，那个当过宪兵军曹的人连连拱揖、鞠躬，乞求大家罢手；长龙内立刻爆发出怒号：
“不行，不行，当初这小子收拾咱们中国人的时候，灌凉水，上大挂，抽皮鞭，坐老虎凳，一样也少不了；今天只赏他两个‘锅贴’，已经太便宜，太宽大了！”
两、三名警察在一旁劝阻；可是，显然无能为力。
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参加劝阻的工作。
“各位父老兄弟，日本人已经正式投降了，如果这两个人过去的行为已构成‘战犯’案件，自有政府法办，他们是跑不掉的，我们老百姓可以不必再这样对待他们，因为——”我刚刚说到这儿，便遭到了制止、抗议，与嘘嘘的嗤声：
“嘿，谁要你来多管闲事？不开眼！”
“嘿，你是‘亲日派’吧？日本投降了，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宣传中日亲善呀！神经病！”
“嘿，你别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吧？胆子可真不小哇！”
我忍受下这些谩骂，理智地答话：
“诸位的爱国心，我很钦敬；但是，我们如果真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放大，正如我们国家元首所说的，要以德报怨，因为不如此就不能解除中日两国百年来的世仇。如果，我们继续跟日本为敌，或者将来再掀起一场中日战争，那岂是我们国家之福——”
“不听，不听！”大家打断了我的话，接着有人说：
“日本人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我们打了胜仗，并没有去强奸一个日本娘儿们，只想打两巴掌也不应该吗？”
又有人哭叫着说：日本人杀了他的父母，或是杀了他的子女，谁要再阻止他们今天打日本人，他们就连谁一起打——
这时，一个小伙子，跳到我的眼前：
“对，谁再多管闲事，我姓庞的眼睛认人，拳头可不认人！”
后面的人有的喊他小庞，有的喊他庞老弟，有的喊他庞二哥，异口同声地给他“加油”，喝彩。
警察拦阻了他；否则，我或许已被他扭住。
我再没有办法说服这些人，连外圈的围观者也大多对我起了反感；只有少数人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这位先生说得也不算错，日本已经投降，已经解除武装了——”
“你们这几块料，少废话！我的亲哥哥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你们到今天还想当汉奸哪！”那个姓庞的小伙子跳起脚来叫。
大家跟着．齐吼：“‘亲日派’ 快开路，要不就乖乖地排队到后边加入我们‘抗日’的行列——”
这时，驰来了几辆警备车，警、宪纷纷跳下车来，两名日人终于被“抢救”走了，咆哮的群众逐渐散去。
我默默地走开，步子沉重，心更沉重。
一连几天，有两家广播电台找我，去播讲我所知道的抗战期间战地与后方军民的生活；又有两家当地的报纸，也以同样题目邀我写了两篇报导。每次，我都在结尾加述上一段：
中国抗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战止战，建立亚洲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因此，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应该跟他们的人民友好；实际上，日本人民确是无辜的！祸首罪魁仅只是少数的日本军阀、政客、财阀，他们被打倒以后，中日两国的老百社应该如兄如弟，恳合作，共同为人类幸福，才是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的真正的福气——
我担心，我这话会被人听不进去，或被人讥为“八股”；可是，那两家电台和报社的友人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不少听众与读者的来信，反应相当良好。而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次几乎要把我当汉奸“严办”的庞姓青年，一变而为我的知音。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