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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贵州的战事在失利中，共军已以钳形攻势自鄂黔两省伸向重庆。
如果郑总司令肯出面，美庄和我二人的飞机票，拿到手是无问题的。可是，他不肯管这件事。飞机票已越过了巨额金钱可以自黑市获得的阶段，非依赖权势无法解决了。这也难怪，在这最后关头，政府控制的飞机当然要尽先载重要官员与显赫人物。靠我自己，乱世中的一个新闻记者，实在无法获得两个机位。
我想，也许重庆还能支撑几个月；我只好静心地等候下去。可是，进入川境的共军，看来根本未曾遇见任何抵抗，没有几天功夫，就逼进了重庆外围。
郑总司令确如美庄所说的，仍在忙于和一些将领们密商大计；可是我终于惊愕万分地发现并证实了：他们并非密商如何抵抗共军，而是密商如何靠拢“立功”！
十一月廿八日的下午，整个重庆的市街陷入混乱，到处塞满搬东西的卡车、小汽车，和行人。我跑到若干机关打听消息，每处都是人去楼空，只有一、二人员在那儿焚烧文件档案。显然政府正在紧急撒退。南岸来人谈起：共军先头部队已迫近南温泉。我不能再等，我要美庄即刻与我起程前往成都。
“我正要跟你讲，父亲今天中午郑重告诉我：不要我，也不要你走了，”美庄这么对我说，“父亲在‘解放’后的四川将出山担任要职！”
“甚么？甚么？”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暴跳如雷，大声吼叫，可是我立刻冷静地镇定下来，我知道我发天大的怒火，丝毫与事无补，反会对自己和美庄的出走有害。
“父亲还特别跟我讲，说你是‘中央派’，又是激烈反共份子，如果你一定坚持要去台湾，他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动身走；不过他又说，假如你不走，他可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并且还要借重你，协助他未来的事业！”美庄说着说着，泪水涌上眼眶，“醒亚，你到底准备怎么样？你能不能答应不走？我不能放你走——”
我极端痛苦，极端凄惨地，摇摇头。
“我知道，你不会留下来的，” 美庄拉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异常冰冷，“台湾有你的表姊，有你的贺大哥，也许，也许还有你的唐——”说着，说着，美庄伏着在我的肩头痛哭起来。
我从未看到过她如此悲伤，如此辛酸，又如此驯良地哭泣不止。我拥她入怀，告诉她唐琪根本在天津没有出来，然后，哀求她必须跟我一路到台湾去。
郑总司令这一夜，一直没有回家，后来我得知他是和几个将领躲在市郊，草拟他们的投靠宣言。我几乎费了一整夜的口舌，总算把美庄说服，天朦胧亮的时候，美庄和我悄悄地，搭乘属于美庄的那一部“克赖斯勒” 座车，驶进渝蓉道上数达四、五千辆卡车、座车的长流中，往成都进发。
八十
由重庆到成都，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小座车一日半即可到达；可是，我们一走，走了整整五天。
我们沿途还越过了不少车辆，然而整个公路多处都被塞得水泄不通，一部车子抛锚，一大串车子都得跟着熄火，军车、商车，纠纷时起，我们想找一个空隙超车，非常不易。有的人不愿久候修理抛锚的座车，便把自己的座车推翻到公路两边的田野或溪流里，改搭别人的车子前进，并为后面的车队让路。好在美庄的“克赖斯勒”机件良好，那位司机的技术也异常熟练，五日路程，一直没有发生故障。
离开重庆的第二天——十一月卅日，重庆已告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公路上。如果共军立即沿成渝公路北上，我们这一长串笨拙缓进的车队，势将全部被俘。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在内江等船汽车过江，因为车子太多一等竟等了两天，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滋味，我们这批人，可说尝了个够。
十二月三日，我和美庄安抵成都。五天以来，我们一直在车上合衣而卧。美庄高叫着：“头昏、腰酸、腿疼，百病齐发！”我和司机两位男士也大有同感。我们本想在城内洗个热水澡，舒适地睡一夜；可是，看到成都的混乱情形正不亚于重庆沦陷前夕，我们饱吃了一顿“毛肚开堂”后，便直驶八十里外的新津机场。
一千以上的人正在新津机场等候飞机。
飞机不晓得甚么时候来，也不晓得甚么时候走。不过每天都来，每天都走。想搭机赴台的人，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机场。只有天黑以后，始敢各自散去，找地方过夜。
机场内房屋极少，办公室内又不能睡觉，这上千的人便把机场周围的旅社、小店、与民房统统住满。
第一天，我们就赶上了倾盆大雨。
以后，小雨不停，一直下了六天六夜。
每天只有少数的人，在大家羡慕、妒嫉的目光中，搭机离去；却有成百成百的人继续自城内涌来机场。未出三日，候机人超出了两千。晚来者，没有房子可住，夜里只好就睡在机场空地上任凭风吹雨打。搭乘自用小座车来的，也有好多位，他们在侥幸获得机位后，便将车子拍卖，最高价可卖到银元五十元，后走的人买到手中可以暂且充做数日躲避风雨的“旅店”。
美庄幸好在第一天就找到了一间“高等”住宿的地方！那是一家茶棚主人的茅草房，美庄和茶棚的老板娘同居一室，我和老板、司机三人，睡汽车。茶棚下面，每晚也都睡满了人。这家老板心地相当厚道，他的茶水与大饼，一直没有涨价。
在茶棚的难友中，不乏知名之士与流亡的高级官员。最惨的是一位学问道德久为国人共仰的国民大会代表，他每晚睡在茶棚的右端一个角落，没有铺盖，身上是大衣，身下是稻草，一条黄狗整天到晚向他不带善意地吠叫，难友们感慨地说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后来经老板娘说明，大伙方才知道：那个角落的稻草堆原本是那条黄狗每天睡觉的地方，如今被人占去，难怪牠要抗议地吠叫不止了——大家一时啼笑皆非，那位代表先生只好幽默地拉过那条狗来，温存地抚了半天牠的头，并且抱歉地说：
“对不起呀，朋友——”
到达新津的第五天，美庄先行搭机飞台。
在这五天内，我们两人发挥了人类忍耐、抑制的最高极限。美庄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发了从未发过的怒，也表现了从未表现过的爱。她时而破口大骂诅咒我要她跑到成都受这种“死不了活不成”的罪，又时而歉疚地请我宽恕她的暴躁，后悔不该不早日由重庆随我同去广州转往台湾。她时而指责自己父亲投靠的不义，又时而抱怨自己离家的不智。她时而恨我入骨，又时而爱我如命。她时而想返转重庆或回成都城内坐等“解放”，又时而对共产党感到极端的恐怖，一再对我喊叫她绝对不能忍受“铁幕”的统治。我知道，她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我一再警告自己，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有一点刺激美庄，我不能跟美庄再发生一点争吵，我对她的抛弃双亲随我出走，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予我的爱与信赖，没有任何途径答报，唯有负起全责把她护送到台湾，使她在那儿自由愉快地生活下去。于是，当我们的机位一再拖延不能解决时，我决定了：如果先有一个机位，或到最后一架班机也仅只能获有一个机座时，我应该要美庄走。
我这一提议，一开始当然美庄不肯接纳，“要死死在一块儿”的心理，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例外，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男人，又何尝能够例外？在美庄哭得死去活来之后，我暂时答应了放弃要她先走的计划。可是，当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一位仁慈的飞机驾驶员交涉出一个机位时，我立即坚决地要求美庄登机离去。
“你一下飞机就去找慧亚表姊，她会好好地接待你，我顶多三、五天也就会赶到台北，万一搭不上飞机，我可以跟随国军退往西康，或是投入正在成都招兵买马的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赵恫将军的母亲）与准备在四川打游击的国大代表唐式遵将军麾下，等待机会离开大陆，转往台湾找你——如果，你不先走，而我先走，你就很难逃出铁幕了，那我们此生也就再无相会的机缘了——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是个男人，把你先送住平安地区这是我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事；否则，我的罪过就太大了。答应我，美庄，答应我，好美庄——”我连拉带推地劝慰着美庄，强把她拖到了机舱门口。
美庄终于答应先走。不顾机场内那么多只眼睛的集中注视，她抓紧我的肩头，一面低泣，一面说个不停：
“醒亚，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你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多后悔已往对你的猜疑，我多后悔过去对你的争吵，我简直觉得没有一天好好地爱过你，你要快点到台湾来，让我们在台湾结婚，开始过幸福的生活，过一辈子幸福的生活——”
美庄进入机舱以后，又跳下来，拉我到一边，要把带在她手提包里的三十条黄金分给我一半。我坚决要她全部带走。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如陷身铁幕或死在铁幕，腰缠黄金又有何用？她应该全数带走，万一我不能逃出，她在台湾不是更需要一笔生活费吗？我不敢想下去。我把美庄推回机舱。
美庄走后，我像自心头卸下了千斤重担，又像完成了一桩悠长岁月的宿愿。我感到心安与宁静。我更有一个虔教徒的心情，感到自己必可获救飞往台湾，因为我做了一件上帝希望世人做的事，上帝会赐福给我。
果然，美庄走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也就是我到达新津的第七天，我意外地发现到一架搭了许多新闻记者的飞机即将起飞，在机舱门口，我惊喜地遇见两位抗战期间与我同在重庆跑新闻的同业友人，经过了一波三折的交涉，我终于被加进了那个小小集团的名单，在当日下午两点钟，像梦幻般地，我被带上了天空，与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