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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我要求克鲁格元帅与我一同前往，因为我希望与他采取联合行动，以使我们的兵力获得适当的分配。同时也更希望使全盘的领导问题能获合理的解决：例如取消最高统帅部与陆军总部在东线的重复。在前一天，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柴兹勒尔将军，要求为了在东线的决定点上作真正集中的努力起见，必须终于要采取某些行动。从南面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互相连接的侧翼上的发展情形看来，我认为为了预防起见，应在基辅的前方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假使必须等待西方盟军在欧陆登陆之后，才来决定增援问题，那么在东线方面就可能会太迟了。而且无论如何，从西方国家海军兵力和船舶运输的分配上，也可以不太难于猜得其一般的意图。柴兹勒尔告诉我，当他把这封信呈给希特勒看的时候，希特勒不禁勃然大怒，认为我是故意卖弄聪明，并且为了在战争日记上争取立场。我觉得这真是一种太幼稚的想法。
我与克鲁格晋谒希特勒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希特勒宣布从其他战场上或北面集团军群方面都已无援兵可调。他对于设立统一指挥体系，并由总参谋长对所有各战场负其总责的建议，反应也极为恶劣。他认为立即作如此的改组，对于战争的全面指导也不一定就会有太多的改善。希特勒当然知道，建议设立一个总参谋长来负全责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他不亲自指挥作战，尽管他仍然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他对于这种建议的反对，正好像不愿意对于东线指派一个真正总司令是一样的。
因为在以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情况，仍未能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我在9月7日，又发出了一个电报，再把本集团军群的形势重述了一遍。我指出敌人已经动用了55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等项兵力来对付我们，这不仅是预备队，而且大部份都是从东线其他地区中抽调出来的。还有更多的兵力也在运动的途中。所以我再度坚决要求：假使本集团军群若要想控制当前的情况，则必须赶紧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这一炮的结果是第二天，希特勒来到了我们设在查波罗齐的总部中，同时也召见A集团军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和仍在库班地区中的第17集团军司令罗夫将军（Gen Ruoff）。
我在这次会议中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一再强调集团军群情况的严重，部队的疲惫，和假使我们北翼被击败了，则不仅我们自己，而连A集团军群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我又强调说明在第聂伯河的前方，集团军群右翼是不再能够恢复其地位。在第6集团军的北冀上，敌人在我们的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28英里宽的缺口，在那里只有两个师的残部仍在苦战之中。因为我们能运用的只有极小量的装甲兵力，所以已经发动的反攻是不能有填补缺口的希望。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一定会被迫撤到第聂伯河的后方去。尤其是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是已经危险不堪。
为了找到必要的兵力来支持这个北翼起见，我建议中央集团军群的正面应一口气撤到聂伯河一线。这样可以使其正面缩短1/3，于是所节省出来的兵力就至少可以转用在东线的主要点上。
希特勒现在在原则上，承认本集团军群的右翼有撤回到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的必要，虽然他仍然希望新的自行突击炮营能扭转危局，足以避免这种撤退。照惯例一样，他总是以为技术资源之使用即足以阻止某种发展，事实上，却必须要有几个师的兵力才够。
至于说到把中央集团军群撤回到第聂伯河游，以抽调兵力的建议，希特勒却认为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撤退如此遥远的距离。在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尚未完成之前，泥泞季节就会追上我们，正好像在阿内尔突出地中的撤退是一样的，将会损失太多的装备。所以他认为最多只能希望撤退到一条中间线上。那却当然达不到我们想要获得人力的目标。
这完全是一个作战弹性的问题，我们的意见（以克里米亚和1942年冬季战役的经验为基础）与陆军总部，甚或与其他集团军群总部的意见，都是具有基本性的差异。在上述那些战役中，我们总是必须采取迅速和机动的行动，而没有时间足够作长期的计划和准备。希特勒与其他的集团军群却都认为如此迅速地执行大规模运动，简直是不可能的。诚然，因为希特勒曾经命令所有各集团军，都必须累积3个月的口粮和弹药，以便补给暂时被切断时，仍能坚守不动，所以对于这个早已静态化的正面，要想迅速撤退，当然是更为困难。
对于像缩短中央集团军群正面这样的激烈建议，希特勒固然表示碍难照准，但是他却也承认对于南面集团军群有作决定性增强之必要。在总参谋长的建议之下，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立即在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分界线上，集中一个军的兵力，共为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这个措施的目标即为防止我们北翼被包围。
此外，当我要求应有更多的师以求确保第聂伯河渡口时，他也允许设法满足我的要求。最后，为了想获得较多的兵力起见，他又决定撤退库班桥头阵地，那是早已没有任何作战价值了。照克莱斯特元帅看来，这个行动到10月12日即可完成。
不幸，我们未能使希特勒直接从我的司令部中将适当的命令立即发出。可是当我在跑道边送希特勒飞去时，他还再度说明了其增援的诺言，然后才上机起飞。
当天下午，我们命令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改采机动防御的方式，其目的是一方面维持部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却在退却行动中尽量争取时间。
至于在第4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方面，我们希望希特勒的诺言一旦兑现之后，就可以用中央集团军群拨交给我们的那个军发动一个反击，以稳定第4装甲集团军北翼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可以用现在正向第聂伯河运动的各师，当作这个正面的支柱。于是也就还有在该河前方阻止敌军的可能性——大致是在波尔塔瓦的附近。
很不幸，第二天却使我们又大感失望了。当希特勒临走时，还坚决表示将立即命令4个师向第聂伯河一线增援，可是这个命令却终于不曾下达。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对于在右翼集结一个军的行动，也已经发生了延迟。究竟能否使用这些兵力，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和到底有多大的兵力似乎都是不无疑问的。
我要求总参谋长转告希特勒，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承认敌军有突破达第聂伯河渡口的可能性，包括在基辅的那一个渡口在内。因为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常常改变，诺言常常不兑现，所以认为必须向希特勒提出抗议，因为话说得太直率，只好以书面来表示。我在这里所以还引述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足以表现出来最高统帅部与南面集团军群之间的歧见。
本集团军群自从冬季战役结束之后，即曾报告说，以其现有的兵力无法防御其正面，而且又曾经一再要求在东线之内对于兵力作彻底的调整，或者是在东线与其他战场之间作同样调整，可是却从未获得成功。因为南面集团军群所负责防御的地区是如此的重要，而且这也是很明显可以预料的事实，俄国人的攻势主力将会放在这一方面，所以这个调整更是绝对必要。
相反，本集团军群自从“卫城”作战之后，兵力就只是日益减少，而每当一个危机发生时，却从未能获得适当和适时的增援。
我之所以作上述声明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想对于东线上的发展，确定事后的责任，而是希望在将来能不失时机的采取必要的行动。
可是希特勒还是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认为无可避免的建议，即将中央集团军群撤到第聂伯河一线，于是才能抽出足够的兵力来控制南翼方面的情况。总参谋长的呼吁和南面集团军群的抗议，都不足以感动他。在最后一个备忘录中，我们曾经说明希特勒所害怕的俄军对中央集团军群所将要发动的攻击，其目的只不过是阻止我们集中兵力而已。我们又更进一步说明，无论就作战或战争经济的立场上来看，中央集团军群向第聂伯河一线的撤退都不会有严重的影响。
统帅部仍然不曾采取行动，以使中央集团军群在我们的北翼上遵照其诺言，来集中其兵力，而敌人又不断调集新的部队，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遂有从北面受包围，并从基辅被迫向南撤退的危险。这样的发展不仅足以使我们无法在第聂伯河的后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而且更使本集团军群立即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向陆军总部的报告中，本集团军群于9月14日宣称，它被迫于次日必须命令其北翼在基辅的两侧撤退到第聂伯河的后面去。第8集团军早已奉命采取机动的战术。原先想在第聂伯河的前面，大致在波尔塔瓦的附近，缩短战线以阻止敌军前进的观念，由于希特勒的拖延，遂终于变成泡影了。
陆军总部回答我说，请暂勿下达命令，等希特勒在9月15日与我作了另一次会谈后再作决定。我回答说，除非我能与他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仅准总参谋长列席，否则任何的会谈也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次会谈中，我又再度告诉希特勒说，自从他上次亲临我们总部之后情况已经大变了，并且强调的说明，在我们北翼上的危机，可能不仅将使这个集团军群全军覆没，而且这整个战场也都会同归于尽。我再补充说，这个危机就是中央集团军群不肯将兵力移交给我们的后果。因为事实上，南面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这一类的命令，一向都忠实的服从，所以我们不了解其他的集团军群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尤其是假使第4装甲集团军崩溃了，则专凭那一点兵力也还是不足以帮助中央集团军群守住它的正面。我说，照我看来，统帅部所自认为紧要必需的命令，居然不能执行，这才真是不能忍受的。假使各集团军群都敢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