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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za），都有与此相同的景 况。事实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发展。在那些贫民窟里，空间极为有限，人 们到处打桩圈地，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处。典型的贫民窟里，其住处是白铁皮，粗麻布和纸 板用铁丝绑在一块搭起来的棚舍组成的大杂院。到处见到的是衣衫破烂、混身泥垢、长满了 疥疮和其他寄生菌的儿童在污泥里玩耍。人们家与家的界限无法分清，根本就没有个人空间 这回事。对于这些城市贫民，个人隐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内地是泥土的，全部家具只是三两 张床垫、几张垮坏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块破烂了的地毯或一张破旧的木床。大家挤在一起睡 觉。自然，卫生设施实际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贫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污 物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卫生组织官员们的低效率也有关系。他们对于怎样处理紧急情况 很少注意，更缺乏动力。在那些日子里，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们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 们只讲西班牙语，从未学过巴西人的母语葡萄牙语。这样一来他们同巴西人的关系便不那么 融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泛美卫生组织处理疫情的能力，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被切断在决策过 程之外。（我们只能希望这现象现在已经消除。）由于我不想自己也靠边站，所以我尽可能 快地学习葡萄牙语。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须想到怎样同泛美卫生组织维持良好 关系，同时跟巴西人结成真正的联盟。
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一线光明的希望。脑膜炎双球菌是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的少数几种 细菌之一。青霉素是价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问题在于，感染初期，很难肯定谁感染了脑膜 炎双球菌，谁没有感染。如果谁得了，发作得快，就得赶紧治疗。那些日子里，巴西举国惊 慌，无论害了什么病，都怀疑可能是脑膜炎。
在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该州卫生实验室合 作，协助培养诊治流行脑膜炎的技能。做这工作，志气、耐性和良好意图是重要的，但是随 机应变的能力更为重要。当我们把一些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合并在一起之后，却还缺少一个细 菌培养器，那是培养细菌的一件关键性设备。一位名叫乔治·戈尔曼（George Gorman） 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术员在一个旧木柜里装上一个灯泡和一支温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 细菌培养器。假定这个细菌培养器是我们的暖房的活，我们还需要“花盆”来培养从可疑病 人那里采来的细菌。我们就用插蜡烛的瓶子来代用。蜡烛燃尽了氧气，瓶子里满是二氧化 碳。脑膜炎双球菌就渴求这样的环境。它们一得到这样的环境就很快繁殖。把这些繁殖出来 的群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处理，放在显微镜下，如果确是脑膜炎双球菌，就会现出典 型的红色双球菌来。
我们很幸运，因为有一种流行脑膜炎的疫苗问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学 （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尔·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发现的，是一种醋类疫 苗，对预防A型和C型脑膜炎双球菌很有效。这种多酪疫苗是脑膜炎双球菌多糖外衣的分 子做成。人类免疫系统对这种糖外衣的反应，就像对脑膜炎双球菌一样。这样产生的反应， 对日后有人如真的碰上脑膜炎双球菌时，就能保证免疫。碰巧，巴西这次流行的脑膜炎正好 主要是A型的双球菌，其余一部分是C型的，这种疫苗对它们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在那疫病流行的两年里，卫 生局为六七千万巴西人民（相当于1974年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么 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么多的儿童免于破相或残废，举国为之欢腾。只遗憾注射疫苗运动开 始得还不够早。当运动开始时，已经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于流行性脑膜炎了。
1976年正当我将结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顾问比尔·费 奥基（Bill Feoge）打来的长途电话。比尔后来成了本机构的主管。他身材细瘦高大，对自 己的工作抱着一种救世的热情。他的奉献精神和诚实直率的品质，对于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 人（包括我在内）来说，他是个好导师，而对某些官僚政客来说，则对他深怀戒备。他在电 话中告诉我说“疾病控制中心”有兴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个野外工作站来 研究二种新的疫病。我特别注意听他的话。
“我知道你已有在非洲工作的经验，”他说，“我想知道你愿不愿考虑担任在西非研究 一种新疾病的科研项目负责人。”
我问他那疾病的名称。
“叫作拉沙热（Lassa fever）”
我的新上司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原来是“疾病控制中心”里“特殊病原 体”小组组长，官职很小，若干年后我自己也担任了这个职位时，我的同僚，灵长目的兽医 博比·布朗（Bobby Brown）在最好的声望地位下宣称他是个黑猩猩。我见到卡尔时，他刚 从巴拿马回来。他在那边隶属于中美研究分部。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追踪一种叫做玛丘波 （Machupo）的新的砂状病毒。一般是老鼠身上携带着这种病毒，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出血 热病。后来搞清楚了，拉沙热的病因原来是一种砂状病毒。这时卡尔已是四十八岁的人了。 他风度翩翩，如果举止还略微有些古怪的话。身高近六英尺，乱蓬蓬的黑发中已带有不少灰 色，修饰得很古怪的满脸胡须，使他看上去不像是个头脑冷静的科学家，倒更像主张以游击 战略推进革命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的样子。我相信他很喜欢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而不是 一个医学研究者，他的穿着也很随便，特别喜欢中美洲的刺绣衬衣，带低口袋的。尽管说话 柔和，带一种有意宽舒的气派，实际上他是充满紧张活力的人。他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流行病学家都爱好吸烟。）我跟他处熟了以后，发现他喜欢社交集 会，喜欢跟朋友彻夜长谈，边聊边喝酒，不知不觉间一大瓶波旁威士忌就下肚了。他的热 情、才智和迷人的健力使他的许多崇拜者为之倾倒。
不久，卡尔就发现我对病毒一无所知。可是我熟悉非洲，我熟悉实验室工作——我还熟 悉电脑。这些都为卡尔所赏识。人们都已经很清楚，电脑是分析流行病和实验室数据资料越 来越有价值的工具。1976年3月底，我和卡尔登上了飞往塞拉利昂的飞机。
塞拉利昂位于几内亚和利比亚之间，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那么大，人口 接近三百万。这个国度过去几乎完全被原始热带雨林覆盖，但我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却是非 原始的丛林。滥砍与烧林农耕使那些林木荡然，这片土地变成了地球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塞拉利昂十一个主要部族共同使用一种叫做“克利奥”（Krio）的佛兰卡语（Lingua Franca），在首都弗里敦（Freetown）和本国许多其他地方到处都听到人们讲这种语言。这 种“克利奥”语是塞拉利昂独特的洋径滨英语，很类似上、下西非海岸许多前英国殖民地人 民讲的那种洋径滨英语，非常接近南加罗来纳州海岸附近一个小岛上逃去的奴隶后裔们讲的 那种话语。“克里奥”是很有趣却又很古怪的语言，大量借用法语和葡萄牙语，以及其他几 种非洲语言和当地方言，结果形成一种特别表达方式的混杂语言，例如，“How dego一 de9？”，相当于英文的“How are you doing／（你好吗？）；又如，你想说什么事情 发生了，或者你有什么东西，你就用der这个字来表示。如果你没有该东西，你就用”No der“这个短语表示，譬如，说”Cold beer，no der‘，这话的意思是说冷冻机里没有煤油 了，你将就点喝温啤酒吧。
回想许多讲这种语言的人的态度，可见“克里奥”语现在完全存在。如果你想要说过去 或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你必须想出精巧的动词结构。人们着重的是今天发生的事。但 是，如果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为了今天而活着，那未，塞拉利昂的人也得要考虑明朝死亡的 前景——拉沙热的威胁。它是本国特有的地方病。你可以毫不错误他说，塞拉利昂是拉沙热 的故乡，尽管拉沙热这名字是从尼日利亚的小市镇拉沙（Lassa）得来的，因为该病毒首先 在拉沙分离出来。该病的典型症状是病人发热、头疼、咽喉剧疼、呕吐、下痢、浑身奇痛、 休克和出血最后导致病人死亡。拉沙热病是玻利维亚出血热的近亲，卡尔在南美一直追踪 它。这次传染此病的罪魁——病毒的贮藏所——是一种非洲鼠：Mastomys natalensis。
要使工作适合于我们。这不成问题。当我们被介绍给塞拉利昂的卫生部长时，他提出的 第一个问题是：CDC是什么？是不是殖民地发展公司（The Colonial Development pany）的缩写？
不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们向他说明了我们的目的之后，这位部长又问我们CDC每年预算经费有多少。
“大约一亿两千万美元，”卡尔回答说。
他大张了嘴，不能相信。塞拉利昂全国年度财政预算也没这么多。他靠在坐位上仔细打 量着我俩。他决定跟这样有钱的单位合作搞项目是很划算的。
对我们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们在美国大使馆遇到的官员都知道“疾病控制中心”是什么 机构。美国人要制止拉沙热。和平队中的一些志愿人员在塞拉利昂和相邻的利比亚已经染患 了这种疫病。没有人死亡，有一人永远丧失了听力。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寻找设立工作站的最 佳地方。大使馆给我们提供了一辆汽车，我们驱车来到距弗里敦160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