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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民兵，而且整个社会在作风上和组织上都“军事化”了。从幼儿园起，学生都编成班、排、连、营。工厂工人、机关干部和公社社员也都这样。城市每条街道都有居民委员会，也是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参观过一个大型机车制造厂，在一个由家庭妇女和工人家属组成的辅助车间里，我听到那个担任管理的中年妇女被部下称为“司令”——她们正忙于洗破布、缝补裤子和鞋子。
这个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要这样做就必须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幸好，这不是《我的奋斗》。这里面没有种族主义，对外征服或武装输出革命等教义。它确实支持社会革命，但不是通过武装侵略。在国内，它教育人民通过无产防级政权的实现——包括对错误领导“造反有理”，来求得解放和备战。
中国的军事化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使许多不相信军事化组织的人感到震惊。而怎样使用这支中国军队——“为人民服务”，才是它持别吸引人的独一无二之处。
（一五） “为人民服务”
我们到了沈阳一所“聋哑”儿童学校，沈阳是曾被西方人称为满州的东北的辽宁省省会。这所学校由一个人民解放军医疗宣传队的五名针刺专家领导。到这儿来的学生不能听和说，但他们不是先天性聋子。他们失去听力是因为麻疹、脑膜炎和各种发高烧的热病所致。
负责这个解放军小队的李春山告诉我们，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通过手语文流来教育学生。1966年，当毛主席接见几百万造反红卫兵时，这所学校也派了一队人，挥动着毛语录小红书去北京。
“当学生们见到毛主席时，他们高兴得哭了，”李说，“但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高呼。他们能做到的就是直跺脚。见到这种情景，我们的指挥员就要我们注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和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用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开始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将针推进以超越旧的‘禁区’，直至我们能够承受的深处。”
1968年11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负责卫生针刺医生的培训工作。我们授给学校工作人员技术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学生都能听和说了。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两年时间我们治疗了582名学生，93％以上恢复厂听觉。80％左右能读简短的语录，能唱《东方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再也看不到手语了。你现在听到的是放声唱歌和朗读。
天真！人们应当看看孩子们逗人喜爱的脸，听听他们努力发出来的高音调。他们的年龄在9岁至20岁之间：身体健康，穿着暖和，眼睛发亮，望着人民解放军的李指导员，好象他是神一样。我们看了他们的日常针刺治疗：针深深扎在洗得很干净的耳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个男孩子眼里噙着泪喊道。“牢记《愚公移山》！”另一个喊道。
我们参观了教室，教室里的高年级学生在高声背诵或朗读。他们在这里的功课使他们可以达到中学水平。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倾听外国“叔叔”和“阿姨”谈话，带着难以形容的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动人微笑。当我们走向走廊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接着，他们在一所邻近中学乐队的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他们随我们到街上，一直微笑着，鼓掌。
“我们的美国朋友，再见，”当我们离开时； 他们的尖尖告别声在回响。
现在这类学校在中国的许多城镇都有。我回到北京时，问遇见的一位荷兰医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俩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校工作多年，使用的是欧州的先进技术。他们摇摇头说：“家是在卢尔德，信心治好了病。”
针刺也许还不能用解剖学理论来解释，但它大大超过卢尔德，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针刺学家都能予以证明。
在北方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村子里，我停下来对着一所用石头建造的很动人的农舍拍了一幅照片。走进里面，我发现除了胳膊和脸上扎着针的一位清秀的青年妇女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穿军装的青年外，空荡荡的。她是赤脚医生，正在接受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者的进一步针刺训练。在宽阔的炕上，我看到一大堆草，有香味的草本植物，上千块茎和其他配中药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位姑娘的医疗组从山上采集来的。炕上还放着她的红十字标记的现代医药箱，药箱中包括有避孕丸。这种场面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村里到处可以见到。
我们在离长城不远的石峪大队的一户农民家里过了一夜。这是一所明净、修建得好、有三个房间的石头房子。瓦屋顶下露出一根粗大的横梁，门前是一个整洁的园子，种满绿油油的蔬菜，石砌的猪栏里养着两头猪。村里的房屋都和这一所差不多。这个家庭的母亲是个寡妇，有三个成年的儿子、年龄都在30岁以下，两个在家的还没有结婚，因为家里没有要瞻养的人，全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他们屋里有装满了被褥和衣服的箱柜，还有钟、收录机、大热水瓶、电灯、自行车和一幅很大的主席像。
我们在沈阳城外度过一个早晨，同数百名男女民兵在一起，看他们准确地练习打靶。他们大多数不到25岁，来自各个工厂和学校，显示他们操练和使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追击炮、反坦克炮方面的熟练本领。他们既打死靶，也打活靶，最远的距离是300米。这里充满节日和运动场上的气氛：掌声不断，欢笑四溢。
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军官告诉我们，民兵分两种：第一种是“基干民兵”，年龄最高25岁、携带着武器工作；第二种是“普通民兵”，年龄从25岁到50岁或以上，他们包括预备队员和特种队伍。所有轻武器都是就近制造的。
在一座逼真的村庄角落模型前，我们看到一次敌人的进攻。村民们运用游击战术，很快把侵略者消灭了。（鼓掌）日本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这很难说，是洋鬼子就是了。接着，姓徐的一家入列队进行：60岁的爷爷、他的58岁的妻子、儿子、儿媳和4个孙儿女。他们家的成年人都在一家机车厂工作。他们使用手提机关枪和步枪，在100米之外很快消灭了目标，只有年纪最轻的一个是例外，这年纪最轻的一个是8岁，穿着红小兵制服，有点神气，他用了很多时间，俯伏在那里，用一支普通步枪打中了三靶。
“还没有枪高。”一位军官笑着说。
“你们似乎在等候着一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我说，”从哪个方向来的呢？”
“我们等待着他们，不管从哪个方向来。”
那些靶子上公平的写着这样的字。
“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打倒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
（一六）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在中国西北陕西省的内地，有一块狭长的盆地南泥湾，它坐落在西安以北约200公里，延安东南90公里。延安在1937年至1947年这10年间曾是当时以八路军著称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有一条良好的碎石路把延安和南泥湾连接起来，而几年之前还只能靠步行走两天才能到达。这条路穿越荒野的峡谷。到处都是榨树、松树、常青树和罗望子树。我们的汽车开过时，不时惊起雄鸡、小羚羊或山羊。
“好猎场，”我们的向导，对外友协延安分会的主人说。“我们驻在南泥湾的士兵初到这里时，除了打野味外，没有别的肉食。”
我们所到的这个已开垦的狭窄的盆地有几英里长，四周是峻峭和多树的小山。1941年，当延安根据地的西石和南石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往北和往东被日本人封锁时，南泥湾是响应毛提出的通过军队自己动手来达到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号召而开发的一项试验计划。
“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毛说。“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为了起带头作用，主要由参加过长征的年轻老兵担任军官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荒野峡谷，每个战士都带着步枪、鹤嘴锄、铁铲和足够一季用的粮种。像美国的拓荒者，他们开垦了足够的土地种植庄稼；他们建窑洞、造披屋以便度过严冬。还动员了一些无地农民来帮助他们，他们制造木锹和木犁，学会在榨树皮上写字，土地给带来第一次收成后，又再播种，使收获足够有余粮出售以买进几头耕畜。他们制造木纺织机，自织羊毛呢绒，并极力打通与国民党地区的走私贸易。经过两个近乎挨饿的冬天后，南泥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林区。
这故事来自一个亲历其境的人之口，他叫朱少清，清瘦，久经风霜的长征英雄，现在又回到他曾帮助开垦过的峡谷来了。朱在1944年离开南泥湾，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现在53岁了，他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的一位团长。而南泥湾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全民所有”。他在大会议厅里简要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演变过程，这会议厅是一簇坚固朴素的砖瓦结构平房之一。
在土地分配时期（1949—1952年）以及革命后的巩固和肃反时期，南泥湾成为一个劳改农场。中国不容许有“政治犯”这个范畴——只晓得这里有“反革命分子”——但事实上犯有政治动机的重罪，要比非政治性罪行受到更严厉的处置。南泥湾作为一个监禁农场，属罗瑞卿统辖。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队的首长，是文化革命情况中最早垮台的高层人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