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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地，从1965年以来就迁出近一百万人。迁移的人数，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许多红卫兵学生在内，估计有好几百万人。
但是领导机构的这些改革，只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真正掌好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传统统治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才深谋远虑地不惜去冒使党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个党是他耗费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起初，毛的意图只是撤换“一小撮”人。但是，最后触及到了许多资格老的高级领导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自1943年以来，一直是党的正式主席，1956年，刘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很多党组织的实际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1965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阶段－－他在1970年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毛泽东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内进行，然后扩大到公社，后来在城市里进展不快。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抨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撤他们的职。现在，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会上拚命反对这第一条。
“那么，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见到你时，就决定要发动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说，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以后，事情就很快地展开了。
在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经设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以北京市长、有势力的北京市委书记和吴晗的庇护人彭真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1966年2月，彭真企图包庇发表过对毛和毛主义进行影射攻击文章的吴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图把他们的作品只作为“学术性”错误来批判，而不是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彭真没有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也没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显地被摈弃了。
毛说，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洗。
“刘少奇有没有反对十六条的决定？”我问道。
毛说，他在全会上对这个决定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实际上是完全反对的。那时候，他（毛）已经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刘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刘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吗？”
是的，那时候对党的权力，对宣传工作的权力，对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对北京市委的权力，毛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1965年1月对我说过），那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毛开始率直地诉诸他个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
他说，1970年，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崇拜”应当降温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时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当时毛已经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领导使革命的追随者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现在必须始终“政治挂帅”──毛的教导；如果这个陷于危险的国家，要在美国帝国主义和（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双重战争威胁下生存，那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着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方分权；鼓励群众的首创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的需要；通过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来积累资金；以及在军队这个“人民的大学校”的指导下，消灭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句话，毛要求无产阶级政权的接班人重温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得到必然的结论。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刘提出的要在中苏僵局中寻求妥协－－据毛主席对我说，刘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国轰炸紧靠中国边境的越南，使中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要恢复中苏同盟。毛坚决拒绝被拉进一种从属的和可能被出卖的地位。相反，他坚持在防御性的人民战争基础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态－－与此同时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从中国对付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背景来看，毛的路线似乎是极端非正统的。“以夷制夷”，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与罗马及其后继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相比拟。那些被传统束缚住的中国人以及通晓中国历史的西方“北京学家”，都说毛是发疯了。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弱国在奉行一种使它的敌人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两线作战”的政策吗？这岂不是要发动一场“使它们两家都遭难”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时同随便哪一个超级大国妥协，只能导致国内的分裂。一个坚决维护独立和团结的中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一个被企图从同俄国同盟中捞取好处的派别弄得内部分裂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在许多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着矛盾，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现在人们说，毛和刘从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惯用的话来说，在他们两人在党内同样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里，这也是一个“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是个人权力之争吗？主观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影响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标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在内。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面向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