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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半壁见海日”是李白的一首名诗中的一句。——斯诺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老师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些报纸。从这些报纸里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旧省名。包括现在的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解放后于1955年撤销该省。）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作伴，我们走过这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当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国民党官吏。易培基当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以后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
“但是，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①（新民学会。——斯诺注）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1935）；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肖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原文误为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者），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在1927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①。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②，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1913年③进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①1917年10月8日成立。原文提到林彪是“互助社”的社员，其实他并不是。——斯诺注
②在天津的这种团体是“觉悟社”，它在组织激进青年的工作方面是领先的。周恩来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创始人中还有邓颖超女士等。——斯诺注
③原文误为1912年。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4、革命的序曲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他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当我向其他红色领导人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致勃勃地聆听这些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往往不了解彼此在入党以前的情况，那些日子往往被看做一种黑暗时代，人们的真正的生命只是在入党以后才开始。
在另一个晚上，毛盘膝而坐，背靠在两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头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继续讲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1/3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①（毛泽东的母亲是在1919年10月5日去世的。），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