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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的大行军。
1935年8月率领红军队伍向川西北边境的大草地前进的，是林彪、彭德怀、左权、陈赓、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指挥员以及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和大多数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开始进行这最后阶段的长征时，约有3万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最危险和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旅程，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路线要通过藏族人部落和游牧的藏族人所居住的荒凉地区，四川藏族人是川康一带的一个好战的部族。红军经过藏民的地区时，第一次遇见了联合起来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的居民，他们在这一段路程中受到的苦难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们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可是对手是看不见的。当他们进入茂密的森林和越过十几条大河的源头的时候，这些部族人民就从红军行军路线的附近撤走，把自己房子里的东西搬空，带走一切吃的，把牲口和家禽赶到高地上去，整个地区简直不见人烟。
然而，在道路两旁几百公尺外，就很不安全。很多红军战士冒险出去弄一只羊来吃，就再也回不来了。山民埋伏在密林里狙击行进中的“入侵者”。他们爬到山上，等红军纵队通过既深又窄、有时只容一两个人牵手通过的岩石隘口的时候，就把大石头滚下来砸红军和他们的牲口。在这里，既没有解释“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机会，也没有建立友好联盟的机会。藏民的女酋长，对于什么样的汉人都怀有不可调和的传统仇恨，认不清“红”和“白”的差别。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那些过路的人，就要把他活活烹死。
红军不用缴获的办法就无法得到食物，为了几头牛就不得不打仗。毛泽东告诉我，那时他们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他们从藏民的地里收割青稞和甜菜、萝卜之类的蔬菜。据毛泽东说，这种萝卜很大，一个“够15个人吃”。他们就是依靠这样贫乏的给养走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红军只有俘虏了部族居民，才能找到在这地区带路的向导。但是，他们同这些向导交了朋友，其中很多人走出了民族地区以后继续跟着红军长征。有些人现在成了陕西党校的学员了，他们将来可能回到家乡去向人民说明“红”汉人和“白”汉人的区别。
在草地里走了十来天，还看不见人烟。在这个沼泽地里几乎一直不停地下雨。只有沿着给红军带路的当地山区居民才认识的错综复杂的狭窄小道走，才能穿过草地的中部。在这里红军又损失了不少人和牲口。很多人掉进这个神秘莫测的湿草之海里，一下子就陷下沼泽深处而没顶了，旁边的同志们救都没法救。这里没有柴火；他们不得不吃生青稞粒和生野菜。这里甚至没有遮荫的树木，而轻装的红军又没有带帐篷。一到晚上，大家就挤在捆起来的草丛下过夜，这起不了什么遮雨的作用。但是，红军还是胜利地经受住了这种种考验——至少要比那些追赶他们的白军强得多。这些白军迷了路，等到撤回去时只有很小一部分未受损失。
现在红军已到达甘肃边境。前面仍然有好多战斗等待着他们，其中任何一次战斗的失利都可能意味着决定性的失败。更多的南京军队和东北军、回族马家军集结于甘肃南部来堵截红军，但红军设法冲破了所有这些阻碍，并且在作战过程中从回族马家骑兵手里俘获了好几百匹马——有的人原来蛮有信心地预言这些骑兵会把红军一举消灭的。脚走痛了，人疲倦了，达到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红军最后终于进入了就在长城下面的陕北。1935年10月20日，红军从江西出发一年以后，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和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会合了，那后两个军（原文误为那三个军。——斯诺注）在1933年就已经在陕西建立了一个不大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这时候红军留存下来的不到2万人，但他们可以安顿下来去领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了。
关于长征的统计摘要（载于《长征记录》——斯诺注），给人印象很深刻。它表明，在路上几乎平均每天有一次小战斗，总共有15个整天从事于大规模的战斗。在路上的368天中，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间行军。在停留的100天中——其中有很多天打了小仗——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渡过的，在其余长达5000英里的路程中只休息了44天，即平均每走140英里才停留一次。平均每天的行程是71里，即将近24英里。一支大军带了辎重，以这样的平均速度通过世界上一些最艰险的地区，真是非凡的速度啊。
根据左权司令员提供给我的材料，红军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的，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11个省份（注：原文误为12个省。），占领过62个城镇。除了击败、避开或用谋略制胜南京政府派去攻打他们的各种部队以外，他们还打破了10省军阀军队的包围。他们进入并成功地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深入到多少年来汉人军队没有到过的地区。不管人们对红军和红军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大有争论余地的），谁都不可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亚洲，只有蒙古族人超过他们。而近300年来，则除了斯文·海丁（SvenHedin）在他所著的《帝王之城·热河》（Jehol，CityofEmperors）一书中描述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Flight
of He Torgut）外，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徙。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Hannibal）越过阿尔卑斯山简直是假日旅行而已。一个更有趣的对比是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当时他的大军被完全击溃和陷于混乱。
毫无疑问，红军长征西北是一种战略退却，不能把它看成是溃败，因为共产党最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核心没有遭到损失，士气和政治意志显然和以前一样坚强。共产党人自己宣称并且显然相信，他们是在挺进到抗日前线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历史随后表明，他们强调的无疑是长征的第二个基本理由挺进到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去——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将对中国、日本和苏俄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巧妙的宣传，应被看成是一项卓越的政治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次英勇的长征的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规模转移是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旅行。红军经过的省份，人口在2亿以上。他们在大小战斗的间隙，在每一个攻克的城镇里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向富人多“征税”，解放了很多奴隶（其中有的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大地主和税吏）的财产，并把他们的东西分给穷人。千百万农民看到了红军并且听到了红军的讲话，他们再也不怕红军了。共产党说明了他们土地革命的目的和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成千的农民，并且留下一些干部来训练红色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从此使南京的军队忙个不停。在这个漫长的可歌可泣的进军中，成千的人掉了队，可是另外却还有成千的人——农民、工人、学徒、奴隶、国民党军队的逃兵以及一切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参加了红军，补充了红军的队伍。
有一天会有人把这次惊心动魄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现在我必须继续把我的故事讲下去，因为我们已经讲到共产党人在西北的会合了。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000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12、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保安，1936年7月16日1936年7月初，我进入陕北苏区，希望能访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且亲眼见识一下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所建立的政权。红色区域目前已拥有陕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西—兰公路以北甘肃省的事实上全部地区，包括富饶的黄河河谷，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宁夏省的大部分地区。
此外，陕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绥远省（旧省名，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南部长城一带以及兰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红军游击队的小部队活动。
目前的苏区是红军迄今占领过的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在红军的历史上，各路军队的高级指挥员第一次都集结在一个统一的地区里——朱德、彭德怀、肖克、罗炳辉、张国焘、徐向前、徐海东、贺龙、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全都集中在西北。
我在红色中国呆了4个月。在这期间，我奔波于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主要道路上，又到前线与红军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在临时首都保安，我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我对中国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军指挥官毛泽东的访问总是在夜间进行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延续到深夜一两点钟。毛泽东睡得很晚，而且往往在后半夜从事他的最繁重的工作——这个习惯也许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做新闻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谈话非常长，范围也非常广，无法在这里全文发表。但是下面摘选出来的问答似乎对当前局势具有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