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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笛卡尔提出了计算理性的逻辑之时，帕斯卡尔就提出了心灵的逻辑。他深感困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谁把我置入这个世界，也不知道这世界是什么，更不知道我自己。”⑸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能认识到那出于虚无的最初本源，而我们短促的生命也使我们看不到无限。人竭力要找到一个坚实的地基，以建筑一座通达无限的高塔，然而，人的整个地基都在动摇，大地崩裂为条条深渊。
帕斯卡尔尽管生活在唯理主义盛行的时代，但他所关心的却不是如何以数学式的思考方式去搜寻外界，而是认识人自身的内在，关心超越。他觉得人是十分可怜的，并不想唯理主义自信的那样。人因有理性而万能。在他眼里，人不过是走迷了路走到大自然这个荒凉角落里的生物，他可怜巴巴地从被囚禁的小小牢房（即宇宙）中来估量自己的真正价值。他说，当人看到自己只是靠自然赐予的一点物质来支撑自己，处立在无限与虚无这两个深渊之间，又怎能不战栗？他反复问道；在无限之中，人是怎么一回事？与后来的浪漫哲学一再企求有限与无限的同一不同，他认为人永远无法到达无限，无法攻破人从中产生的虚无以及他淹没于其中的无限之谜。也就是说，人从何而来，去往何处，都是不可知的。除了怀着永恒的绝望外，人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在这无限的虚无中，只有爱才是安身生命的根据。那种所谓的哲学论证或许可以把人引向知识，却不能引向爱。
针对整个生活世界中出现的轻狂和功利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灵性的丧失，浪漫哲学十分强调爱的作用，爱，成为浪漫哲学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理论出发点。这与唯理主义过分抬高理性是针锋相对的。
然而，帕斯卡尔也好，卢梭也好，尽管被尊为浪漫主义的前驱，但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浪漫化主张。同样也很难说，作为浪漫主义的第一个明确、系统的表达的德国浪漫派直接接受了他们的影响⑹。毋宁说，浪漫思潮是不约而同地在西欧各国萌生的。既然处于相同的历史背景，面临相同的问题，那么，凡气质相近的人都会朝向同一个方向走去，尽管走的先后不同，路子可能两样，但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正如费希特说：“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就看他是哪一种人。”⑺
⑴ 本世纪自杀的第一流的诗人，其人数之多是历史上罕见的，仅俄苏就可以举出好几个：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维塔耶娃……。这一现象是极为令人深思的。
⑵ 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09页。
⑶ 马丁·亨克尔：《究竟什么是浪漫》，见《纪念理查德·阿勒温文集》，1967年德文版，第296页。
⑷ 法国的浪漫文学运动晚于英国，据证实有英国的影响，英国的浪漫文学运动又晚于德国，但是否直接受德国浪漫派推动，则不敢肯定。不过，柯尔立治是直接接受过费希特和谢林思想的。
⑸ 帕斯卡尔：《感想录》，见《西方名著丛书》，英文版第33卷，第207页。
⑹ 德国浪漫派有自己的亲身父亲，这就是康德、席勒、费希特。他们的祖父则是柏拉图。
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中文版，第147页。
第二节 德国浪漫美学的气质和禀赋
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浪漫派⑴的哲学的出现，才真正把浪漫精神作为一种哲学形态确定下来，并在思辨化和诗化两个方面把它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⑵针对唯理主义的自信，康德规定了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的权限，认定它只能认识现象世界，根本触及不到纯粹道德的、信仰的物自身。费希特则把康德的纯粹道德的自我进一步理性化、思辨化，上升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意志。谢林、施莱尔玛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重要根据，纷纷推演出一大套理论。早期浪漫派待群中的诗哲F·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克莱斯特、蒂克充满激情地追求着诗化的世界，拚命反抗功利化、机械化的世界。浪漫哲学和浪漫美学（实际上可以说，浪漫美学不过是诗化哲学，浪漫哲学不过是泛美学化的哲学，它们在许多时候是一体的）在这时诞生了。一百多年来，这种哲学不断向前推进，直至当今的解释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都可以找到浪漫精神的气质。德国浪漫美学就是在这种哲学的土壤上生发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大致梳理出德国浪漫美学传统的发展。德国浪漫美学精神最早由浪漫派诗哲们和浪漫派哲学家们阐述。以后经过了叔本华、尼采的极端推演，转由狄尔泰、西美木作了新的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浪漫派诗哲们（里尔克、盖奥尔格、特拉克尔、黑塞）以充满哲理的诗文继续追问浪漫派关心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的新马克思主义又把它推向新的高峰。
应当注意，德国浪漫美学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学派，而是一种思想传统。尽管浪漫派诗哲们和浪漫派哲学家们在哲学原理和审美理论方面都存在人差异，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在气质和禀赋上都是相通的。
德国古典哲学建立起美学的坚实根基之后，十九世纪下半叶直至当代，美学在德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费舍尔继承了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柯亨则继承了康德的美学构架，注重实验研究的费希纳的自下而上的美学，把浪漫精神与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的里普斯、伏尔盖特的移情论美学，注重作品的现象学分析的德苏瓦尔和乌提兹的美学，卡西尔的符号形式论的美学，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分析美学，独辟蹊径的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普勒斯纳的哲学人类学美学，加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以至当代的耀斯、伊泽尔的接受美学和社会环境、信息美学，相继出现，五花八门，不绝如缕。此外，一些学院式的大哲学家在端出自己的体系时，也总要端一份美学出来，如N·哈特曼的美学。在这美学的洪流中，浪漫美学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他们大都不作学院式的四平八稳的美学研究，无意于寻求关于美、艺术、审美感等概念的教科书式的规范定义，也无意于从某一现代人文学科（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成果出发，去解释审美现象，大多不想去建立一套面面俱到的美学理论构架（当然也有特例，比如古典的谢林，当代的阿多尔诺）。他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一百多年来，浪漫美学传统牢牢把握着如下三个主题：一、人生与诗的合一论，人生应是诗意的人生，而不应是庸俗的散文化；二、精神生活应以人的本真情感为出发点，智性是否能保证人的判断正确是大可怀疑的。人应以自己的灵性作为感受外界的根据，以直觉和信仰为判断的依据；三、追求人与整个大自然的神秘的契合交感，反对技术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在这些主题下面，深深地隐藏着一个根本的主题：有限的、夜露销残一般的个体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如何超逾有限与无限的对上去把握着超时间的永恒的美的瞬间。
德国浪漫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和禀赋。浪漫派时期的美学有渥兹渥斯、雪莱式的悒郁的轻灵，却没有拜伦式的狂放姿肆；有雨果式的深情，波德莱尔式的神秘的忧郁，却又更富有思辨色彩。在十九世纪，英法的浪漫美学理论在丰富性和深刻性方面都远不及德国的浪漫美学。这大概是因为只有在德语国家里才形成了浪漫哲学的缘故。同时，当然也有民族的特殊的社会历史上的根源。这里应着重提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浪漫派的诗人和哲人们大都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激动过，年青的谢林与黑格尔一起激动地种下了一棵自由树。但随之而来的雅各宾专政又把他们推入失望、苦闷的深渊。他们感到，对法国大革命将会带来自由的美丽幻想被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流血的动乱以及出现的新的道德败坏现象打破了。F·施勒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见解是很有代表性的：法国大革命固然是各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值得注目的现象，是一次世界性的大地震，但也是时代最可怕的怪事，最深刻的偏见，它把时代推入一个残酷的天翻地覆之中，交织成一出人类的悲喜剧。法兰西民族性格中一切悖理的东西都压缩在这场革命中了⑶。这一见解中充满着矛盾、复杂的情绪，是许多浪漫派思想家所共有的。从此，浪漫派诗哲们对人类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思考变得审慎起来。人的命运、归宿和去向，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和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人的天命的问题⑷。
对法国大革命的失败的反思，加上本民族的历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些特殊机缘，德国浪漫精神自始就显得深沉、内向、含蓄而又富有厚重的内在激情，表现出一种沉重得像背负着十字架的沉郁气质。世界历史上充满暴力、庸俗、道德败坏、追求功利的现象，而人的内心又失去了持重的虔敬感和古希腊人式的灵性，这一切使浪漫派诗哲们深感苦恼。于是，他们不得不转向柏拉图的诗意般的理想世界，转向基督教的上帝之邦。正如阿多尔诺曾说过的：“施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