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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1）
五十多年的时间，使“五四”成了历史，也把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两代：“五四”时代和“60年代”。从“60年代”的立足点看“五四”，所能得到的是一个历史的视野（vision）和角度（perspective），但却并不是全然客观的，因为我们都是“五四”时代人的子女，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都离不了“五四”的影响。也许此时全盘整理“五四”的“文化遗产”，为时尚早，但是由于五十多年来时间与空间的变迁，这一代也该对上一代有所感触。
我觉得“五四”对于中国影响最深的不是科学，而是文学。五四运动本身是学生运动，由“五四”而引起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则与文学——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呼的“文学革命”——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在“五四”以后的十年间，白话文风行，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创刊，文学团体纷纷成立，而又集中在两大城市：起先是北京，后来是上海。风气首开于此二城，但迅即风起云涌，传遍各省，于是重要的省城重镇如广州、长沙、武汉、济南、杭州等地，也成了“新文学”的中心。“五四”文学界的故事，可以写出一部《双城记》，但也可以像晚年的鲁迅一样，住定上海，专看这个上海“文坛”——这个众星群集、五花八门的十里洋场——上的“才子加流氓”。
鲁迅当年虽然骂的是创造社，用“才子加流氓”一语也未免刻薄，但他的绍兴师爷的一支尖笔，毕竟勾描出一个文坛上的重要现象——“文人”。本文所论的主要对象也是上海的“文人”。
“文人”由何而来，这个现象何以衍生？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就“五四”后十几年间的上海而言，如何才可以够格当“文人”，却是显而易见的。“文人”不似古时候的乡绅，至少要混一个秀才头衔，而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文人”，大多是自相命名的，一个典型的那个时代的“文人”的经历，可以简略地描写如下：
他（或她）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东南某省（譬如浙江、湖南），幼年受过私塾教育，一知半解地念过四书五经。少年时候，新式学堂在省城成立了，于是他（她）奋而背井离乡，甚至不顾由父母之命所订下的旧式未婚妻（夫），到省城去接受新式教育。在这些新式中学里，他（她）开始念英文，学几何、算数、矿冶，但课余却看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茶花女》和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未几民国革命，他（她）也在私生活上“革命”起来，剪了辫子、闹学潮、写情书，他（她）的第一个恋爱对象往往是中学时代新派的国文教师。《新青年》发行后，当然大家人手一册，五四运动一起，全国响应，于是他（她）禁不住内心的热情，开始用假名投稿，初试省城报纸的文艺副刊，登出一两篇短文后，他（她）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的文学杂志，也逐渐有了他（她）的文章。这个时候他（她）已经是省城文艺界的名人，也许已经改了名字，弃本名以笔名行，甚至自己也在办文学刊物。最后，他（她）毕竟向往上海的文坛，于是辗转借债，终于乘船到了这个大都市，住在朋友服务的某个书局的阁楼，或者也可由朋友介绍，拿一张名片、一篇近作，到法租界去拜望某大名人，如蒙提拔，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他（她）就顿时挂上了“文人”的雅号，赚来的稿费也花在酒楼酬酢之中，于是，他（她）成了上海的“文人”。如果他（她）家里有钱，有办法到日本、美国或英国、法国跑一趟回来，那么他（她）更不同凡响，非但是“文人”，而且是“名人”了。
虽然常言“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上海文人间之“相轻”，却反映出另一种新的现象。当然，文章是自己的好，但20世纪20年代的文人，却要在自己的文章内，加上不少名词，以表示自己之“新”，恰如上海时髦的绅士淑女们，要在中国长袍内穿西装裤，旗袍领要高，以示潇洒、旖旎、合乎潮流。这些新的文学名词层出不穷，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早期“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到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小伙子”们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从“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人性主义”、“浪漫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烟士披里纯”到“奥伏赫变”，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此上海的文人非但“相轻”，而且也非常“自重”——自以为是，自以为走在时代的前面，自以为自己的挣扎奋斗、心理上的煎熬、感情上的折磨不被当时人特别是其他“文人”所了解和体恤。于是，文坛上充满了“倾诉”性的文学作品：日记（郁达夫的《日记九种》、章衣萍的《倚枕日记》、徐志摩的《志摩日记》，以及后来谢冰莹的《从军日记》）、书信或情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章衣萍的《情书一束》、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纪念碑》）、自传（王独清的《我在欧洲的生活》、沈从文的《沈从文自传》）、传记（沈从文的《记丁玲》、《记胡也频》）、游记（孙伏园、郁达夫、朱自清的游记）、随笔，以及无以计数的“新诗”。这些作品，大都以作者自己为“主人公”，自己也就是“英雄”。英雄不受知于时代（虽然自己的日记却一版再版）是一个共通的主题——由于社会紊乱，生活不安定，以及对政治的不满，遂导致各式各样“自哀自怜”的现象：郁达夫酗酒，鲁迅自嘲，徐志摩自筑“象牙塔”（《翡冷翠的一夜》、《巴黎鳞爪》），张资平、叶灵凤写半黄色的小说，李叔同出家。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2）
这种种颓废、逃避、自哀自怜的现象，虽各有其个人的原因，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个人小问题的背后却隐现着一个“时代”的大征象：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疏离（alienation）。郁达夫在一篇短文中把这个现象很沉痛地道了出来：
自去年冬天以来，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我抱了绝大的希望想到俄国去做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虚无的观念，在扬子江边，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过，但是柔顺无智的我的女人，劝我终止了。清明节那一天送女人回了浙江，我想于月明之夜，吃一个醉饱，图一个痛快的自杀，但是几个朋友，又互相牵连的教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现在的心里，还是苦闷得和半年前一样。
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见《茑萝集》，上海：泰东书局，1923年，192～193页。
郁达夫有意或无意之间，用了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意象——“零余者”（Superfluous Man）。这个名词首见于屠格涅夫的小说《零余者的日记》，该作品也是一针见血，刻绘出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和政治脱了节，对于社会现实（农奴）有沉重的罪恶感，但他们能做些什么？大多数的人在沙龙里喝酒，谈黑格尔，也是同样地自暴自弃，颓废度日，后来，终于有些年轻知识分子挣出了“零余者”的牢笼，要改变政治和社会现实，于是变成了“虚无党”的恐怖分子，或参加所谓“人民主义”（Populism）运动，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早期的列宁，就深受这种气氛的影响。
郁达夫的自我忏悔，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相似的现象。郁达夫和所有其他的知识分子，皆困扰于同一个问题：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回顾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疏离”的现象，并不完全存在，因为“学而优则仕”，考试制度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搭好了一座沟通政治与社会的桥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不是“能做些什么”，而是“怎样做”。在平常时期，他们常彷徨于“忠孝难两全”的困境；在非常时期，他们徘徊于“仕与不仕”的选择。五代的冯道，可以从容不迫地事十主，而宋末的文天祥，却以遗臣尽前朝，为“正气”而死。知识分子必须在社会上“做些事情”，对国家文化尽责，这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所以才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西方各国，也有这样的传统，法国“文人”至今仍不离萨特所谓的“Engagement”（承担精神），对人生如此，对社会文化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