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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呻吟》序
祝勇
历史永远是属于回顾者的。在历史中行走的人感觉不到历史的存在,就如同鱼儿感觉不到流水的存在,星辰感觉不到天空的存在。历史对于当时处境中的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催眠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历史环境中,人们不大可能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这一发现会令我们陷入悲哀,但这却是无可奈何的事。诚如一位论者所说:“相对于时代和社会的伟力来,个人——我们常常强调的这个词——不仅是非常渺小无力的,而且可能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多少个人独特的——与他人相区别的——内涵。常常我们以为是个人性的经验和记忆,其实是时代和社会一手塑造的。时代和社会当然是大手笔,所以塑造的对象就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个个人,而是广及一代人。几代人乃至一个或多个民族。”(张新颖:《读小说·之六》,载《小说家》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在二十世纪中国,一般人恐怕不必指望去逃避历史强加给他的规定性成长,这句话尽管带有些许宿命色彩,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述出命运的深味。真正令人敬佩的不是历史的掌握者,而是个人的发现者——那些看得见自己的身影的人,一定有一双不同寻常的眼睛,可以让被岁月催眠了的知觉尽早苏醒过来——是从波平如镜的绍兴古城挟伞出走的鲁迅,是在锐利的痛苦中绽放成最美丽花朵的萧红,是把血雨腥风断然关在窗外的沈从文,是在光怪陆离的、碎片似的梦魇中触摸岁月肌肤的余华……是那些在深夜里拒绝睡眠的眼睛,发现历史的远景里浮现出来的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鲜润的血肉人心。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这句话真的是名言中的名言,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小说的本质。小说的要务,便是从昏蒙的时间中醒来,发现夹在历史急流中的个体滋味,重新触摸历史在每个人的脸上打下的烙印,在艺术的真实中还原生命的痕迹。抚摸自己的疼痛即是抚摸别人的疼痛,感受他人的快乐亦是感受自身的快乐。小说的本质不是描述什么历史画面,而是真实的心灵图景。所以,小说总能为我们提供比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的东西。描述历史过程是史学的事,史笔出自官衙,小说则源于市井。小说的出身,与小说叙述的私人性是吻合的,因而,无论从起源上看,还是自身属性上看,小说是最应具有民间品格的。反过来说,真正具有民间品格的小说,方可能是好小说。大多数小说因被主流话语的溶解而“过期作废”了,而真正高明的小说,却是对岁月与人生的私人化解说。小说没有必要采用官方叙述,小说在本质上是排拒官方文本的。这正是小说的特点。如果说史学是历史的正本,那么文学便是历史的副本;如果说史学是为强者服务的,那么文学则往往是代弱者立言的;如果说史学因真实而虚假,那么文学则恰是因虚假而真实。在史学中个人如尘粉般微不足道,而在文学中个人则是一切。史学有史学的使命,史学难以摆脱被时世所改写的命运;文学则有文学的使命,文学(指真正一流作品)则因抵抗历史的催眠和岁月的同化而走向神圣和不朽。
自我意识的迷失一度使中国小说成为受控制的附庸并陷入困顿,而自我意识的苏醒又使中国小说走向复苏。感觉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即张新颖所说的社会“大手笔”)的存在,就是个人知觉复苏的标志。
凸凹的长篇小说《慢慢呻吟》叙述的便是特殊年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其历史背景是人所共知的:从大炼钢铁的五十年代末到“普及大寨县”的七十年代中后期,共二十年的历程;地点是荒蛮的村落;人群则几乎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堆面孔,是岁月的棋盘上星罗棋布的棋子,是复数的“我们”。他们当中有“左派”,但“极左分子”一样地古道热肠;他们当中有“右派”,“右派分子”却使小村落传统的生存秩序受到破坏。今天的人们实在不能以“好人”和“坏人”来区别他们,因为所有的人在同受煎熬,所有的心灵都需要抚慰。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常态的人,是被历史“催眠”、在岁月中失去了自我意识的芸芸众生,不过是完成命运给他们规定好的角色而已。他们的故事完全“合理”,他们的经历是共同的经历,如同作家筱敏所言:“一九六六年以后的事件看上去眼花缭乱,但以我当时一个少年人的眼光看去,却几乎没有哪一事件是轨道以外的,所有纷争与肉搏都统摄于那惟一的信仰和理想。”(《游行》,载《作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然而,就在这些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历史痕迹面前,作家却以一种纯粹个人化的视角透视他们,作家自己在试图摆脱任何“催眠”,而以纯粹的民间立场(即个人立场)看待这些熟悉的昔人旧事,读者便感受到深邃的历史况味与彻骨的大悲悯。历史因他的回顾而显得残酷——尽管他采用的是平易的笔调,甚至还夹杂着一些黑色幽默——不,应该叫红色幽默。在凸凹的文本面前,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已经不再解渴。《慢慢呻吟》令人战栗和惊悚。这种感觉,还是在看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影《天浴》时有过,除此之外,已经许久不曾有了。
凸凹不愧是一名出色的文人型作家,长期的随笔写作(尤其思想随笔和读书札记)使他具备了鲜明的个体意识。这使他的作品显得高深莫测。当然他把他的个人意识隐含在背后,从不暴露,并不去破坏时间的连续性,小说便很好读,故事起落转合,让人拿得起,放不下。他的目光落在了千万个村庄中的这一个。九州之内不知能找出多少个翁太元、翁息元、翁送元、翁上元、翁七妹、南明阳、谢亭云……但他们一旦被作家选定,他们便同作家——还有我们——一道歌哭着上路了。所谓的“共鸣”,实际上是时代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的焕发。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设置的深刻的隐喻。这种隐喻,不仅是唤起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思索,更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仍处于。历史”之中,不要忘了保持清醒的神经。
整部小说中,我最敬重的是翁七妹和谢亭云。翁氏家族的男人们(以翁上元为代表)基本在昏蒙状态中扮演着命运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尽管他们很善良,生命状态也很粗放,但他们再挣扎,也不可能超越意识的最大外围限度。别人已经听见了他们本能的呻吟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翁家女性的自我意识则在不知不觉中苏生。苏生了,而又没有去处,她们依旧逃不脱时代与社会的宿命,这是生命的大悲恸,小说亦因此而显示了它的深刻与无情。翁七妹死后,翁上元终于惊醒:“他的亲人的墓穴旁边,就留着他的墓穴;他的墓穴旁边,已早已给翁大元们留下了位置。×!生不生有啥个意义呢!”这是绝望中痛彻肺腑的天问。他们已经不甘于命运安排好的角色了。作家最终还是心软下来,让翁上元的儿子翁大元最终从冷酷的群山里走出来,让村庄看到了一点希望,就像好心的郑义,让世代没水的老井村,终于打出一眼清冽的井泉。
亚当夏娃因偷吞了禁果而知羞,人们亦因有了个人意识而陷入痛苦。知羞的亚当夏娃较之从前是一种进化,而醒者的痛苦亦比昏者的幸福更伟大,因为昏者的幸福与亚当夏娃的乐园一样在现实面前虚弱得不堪一击。痛苦是人类进步的一剂良药,一如雅斯贝尔斯所说:“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第一章
一
翁上元与他的三叔翁息元同庚,都到了娶妻的年龄。那天,他的父亲翁太元把他叫到身边——
“你三叔要到岭那边去相亲,得有个伴儿,你就陪他去吧。”
翁上元便陪着翁息元到岭那边相亲。
岭那边叫原岭,岭这边叫后岭。原岭占着水的源头,人出落的水灵,所以原岭多美女;原岭还有煤矿,煤矿多有事故,所以原岭的孤女寡母亦多。后岭这边,只是种地,人精壮,但穷,岭外的人绝少到这里攀亲;后岭的烟路,就只有通到原岭去。
翁上元与他的三叔翁息元到了原岭的刘家。刘家的老少很齐备地等着。媒人早已把消息捎到了,刘家把相亲的事很当事。刘老爹抽着他的铜杆烟袋,在烟雾里眯着眼。
“哪位是翁息元?”他问。
三叔翁息元赶紧走上前去,“我是翁息元。”因为心里有几分惊惶,身子怎么也站不舒展,不驼的腰背也显得有几分驼了。
“请坐吧。”刘老爹把翁息元让到土炕一边的矮柜上。
“那么你呢?”刘老爹间站在一边的翁上元。
“我叫翁上元,翁息元是我三叔。”因为不是翁上元相亲,他心里没有拘涩之意,回答得也流利爽快。答完话,他居然与刘老爹挨肩而坐,为刘老爹已有些抽不通畅的烟袋,又划着了一根火柴。
刘老爹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给客人上茶。”刘老爹吩咐。
刘家大女儿便把茶碗端上来。翁息元捧着茶碗,久久不曾坐下,翁上元则接过碗来,咕嘟咕嘟喝了个干净,他的确渴了。
于是刘家大女儿便给他捧上了第二碗茶。
第二碗茶又被他喝光了,人家又捧上第三碗。
刚要伸手去接,看到三叔翁息元在狠狠地瞪他,便赶紧搪过手去,“谢了,我不渴了,喝不下了。”
刘家大女儿便把茶端下去,呵呵地笑起来。
刘老爹也笑了,咯咯地笑。
……
过了三天,媒人传过话来,说这门亲事成了。翁息元给媒人送上一个包袱,算是给煤人的谢礼。媒人收下礼,叫人把翁上元喊来。
“翁上元,你三叔给了我一份谢礼,等回头你还他,”看着翁上元困惑不解的样子,媒人哧哧地笑起来—— “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