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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已矣，但〃文革〃那样最近的历史，在虚构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产品中又有多少〃反映〃？〃余生也晚〃，是在已经被人制成旗帜的〃六十年代〃末，偶尔向自称〃过来人〃的父兄辈提起自己的文革经验，往往会招来异样的目光，而当得知我来自内地，他们才又恍然大悟：除了内地，哪还有这种落后的不幸？先进的地方，不幸也先行解脱了。〃过来人〃的记忆大抵如此。
但自己也常常会忘得一干二净。去年在《北京文学》上读到王毅先生关于〃文革〃中〃吃人〃的报告，说南方某地，春耕前总要从地富反坏右中抓一个熬成肉汤浇在地里以求丰收。猛一看，以为又是什么新的古史辩，却浑然忘了自己也被吃过，后来和现在还时时被吃，也忘了读书更少的时候感受更深的被吃的忧患。前几年更可笑，竟然跟着专家学者们对普鲁斯特的〃玛德兰点心〃——一次大肆张扬的记忆力表演——惊叹不已，似乎正常的心理能力只有不正常的艺术天才才应该具备。
在欣欣向荣的一年四季，我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浅薄了。忘记忧患，也忘记欣喜；忘记悔愧，也忘记创伤；忘记感谢，也忘记鄙视；忘记对自己的期待，也忘记对别人的许诺；忘了恨，也忘了爱；忘了过失，更轻易忘记了喜人之过的魑魅所做的连篇累牍的文章。今夕何夕、此地何地之类形而上的遗忘，还在其次。一直以记忆力自得的，却没有想到刚刚迈向中年的门槛，就如此健忘，以至当记忆稍稍复活时，会惊讶得不敢正视。这个年纪，浮士德还没有和梅非斯特菲勒斯定约，壮烈的旅程尚未开始，离喊出〃你多美啊，请暂留驻！〃的一刻则更远，但我——尽管现在和以后都不会喊出他那句话——却已经把灵魂的大半交给遗忘的恶魔了。这恶魔又绝非前路的先导。
但记住一切吗？不怕被〃一切〃压住吗？无从回答。
《风筝》的问题，无须死记硬背，却向我们要求着记忆力以外的理解。这理解之所以超乎记忆力之外，是因为它必须由成年人世界的某种集体记忆来培养。如果成年人的集体记忆不能培养这种理解，凭空要求少年人，不就过分了吗？而且这问题的难以作答，不仅因为它要求着某种集体记忆和理解，还在它甚至超出了记忆与理解，指向理性、言语和情感之外的别的什么。但这是提问时绝想不到的。
真不该自以为是地刁难那些肯定比我有出息的未来的学者。不知道他们考试结果怎样，但愿没有被那只夭折的风筝所误，我这样长久地怀着悔愧，也就不必。剩下的，可以完全留给自己了。
为着记忆的驱迫，或遗忘的诱惑（自然还有别的目的），这阵子总在流徙，一会儿是南方袋鼠国，一会儿是北方千岛之邦，难得有静对孤灯、闭门思过的时候。其间可以聊聊的人越来越少，记忆的神经似乎也愈加松弛了。四近的天空，有时是奇怪的湛蓝，有时还是熟悉的昏茫一片。无论湛蓝或昏茫，总好像飘飘荡荡的有一只风筝盘旋不去，既不肯消失，也不肯索性变得分明。
这就是我的悔愧了吧。
我望它早点飘落。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晨
裁书刀下：张承志的界限
？ 周泽雄
专栏集萃
在一篇名为《西宁街上走过》的文章里（见深圳《街道》1994年8月号），作者叶舟见到“一个披戴了黑色盖头正在叫卖的穆斯林妇女”。“知道张承志吗？”叶舟问。“呕喳喳，知道呗，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知道呗。”“读过他的书吗？”叶舟再问，“不认字。”穆斯林妇女答道。
“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这句出自女文盲之口的断语，抵得上一打教授博士的联名推荐，抵得上一百万发表在报刊上的“印刷垃圾”（张承志语）。虽然张承志对自己的语言非常自豪，但他显然更在乎自己在回回百姓眼里的地位和身份。作为自命的回回教护法使者及哲合忍耶教派的宣示者，他会很高兴得到这种超出文学之上的尊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其随笔里频频流露出的那副匡济危世、非我莫出的气概，以及所谓与“‘个人读者们’之间关系的深刻”。将文学事业的成败归之于是否得到文盲的赏识，这标准也许会让别的文学家感到泄气和不公平，就张承志而言，又确实是他迥异同侪之所在。
张承志有着较为独特的经历，在说不上漫长的岁月里，他身历目验的生活场景也非他的泛泛同行所能企及。他似乎同时置身于汉人和回民两个生活领域里，一方面汲取了丰厚的汉文化素养，一方面又以回民自命，可以掷地有声地写道：“我有十足的理由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语言憧憬》）因此，就像尼采看重在但泽的波兰贵族血统一样，张承志也声情并茂地看重自己的身世，差不多在他所有作品里我们都能获得由他本人提供的传记素材。对一位主要以小说名世的作家，这便有了点特别。看来他尤其喜欢用宣言式口吻介绍自身，所用语言通常也气冲霄汉，值得房地产广告商揣摩借鉴。在《语言憧憬》里他接着写道：“我要说，那些先天不足的小文痞子是不配和我谈论《海骚》的，《海骚》是Keramⅲi，是神藉我的诗降喻的警告和暗示。”——他似乎想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感到正面对着一座青铜巨神。他也希望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事迹：他曾“骑过上百匹马。拥有过上十匹马。害死过两匹马”，曾“300里空山绝谷，一路单骑”地“放浪于幻路”。他之所以“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是因为坚信“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荒芜英雄路》）因此，他更一发不可收地宣称：“是我使艺术真正和底层人民的心贴在了一起——这一点任何人都望尘莫及。”这里的“底层人民”当然是那些让张承志萦系于心的回回百姓，多半还包括“不认字”的穆斯林妇女，正如他得意的油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惜未—睹——也只憧憬着“挂上兰州东川拱北或银川东寺的墙壁”一样。据说在那里而不是在博物馆，“几十万誓死的哲合忍耶将是我最棒的欣赏者。他们在舍命保卫清真寺的同时，也将守卫我的艺术。”（《语言憧憬》）虽然我觉得说此类无法证实的话有点无聊——中国既没有发起一个焚烧张承志作品的运动，他如此尊崇的哲合忍耶目前也非生存在大清国曾国藩的军刀下——但我还是愿意对能在人间吼上这么几句豪言的人表示羡慕，因为让我学这种调门讲话，只有一个前提：我脖子上横着把利刃。我个人谈不上顺遂的区区经历也提醒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轻易指责他人狂妄。视别人为狂徒是容易的，但在我们这个艺术人才遭致压抑几成常例的国家，它也有可能成为可耻的帮闲，反使天才悲愤的呐喊更加不幸地转为折戟沉沙的屈辱。
初读张承志《北方的河》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这部自传气息相当浓厚的作品，开篇即有着那时文人惯于亮开的“大任”意识和忧患情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不用说，这样的文字用于一篇小说的开头多少有点奇怪，它除了表明当时的时代亢奋外，还暗示作者的别有寄托。作为代价，《北方的河》在艺术上遂大显粗糙，不少文字都像作者走过的人生路那样硌脚。作者与主人公交叠地抢着话筒，以至我们每每忘了是在读小说还是读一位热血青年的浪漫日记。弥漫全篇的倾诉欲望，表明小说只是一个被借用而未必被尊重的手段。小说构成法里的诸多要素被忽略了，所见只是主人公“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匹夫心志。也正因此，留在记忆中的便不再是小说印象了，依稀记得的乃是主人公独自泅渡黄河时的桀傲雄心，就像金庸笔下断臂英雄杨过在黄河滩头苦练武功那样。
作者分别由宁夏和台湾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题目都以中篇小说《黄泥小屋》命名，该小说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便可见一斑了。小说似乎一上来就想吓唬一下读者，个中不时出现的“竹笔老满拉”、“乃玛子”、“俩依俩罕”等词汇，充盈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个人色彩。不怕见笑，读他另一部《西省暗杀考》，我碰上的语言障碍甚至超过我用蹩脚英语读原版小说的程度。读原著时，我还能借助字典粗通文意，而在这篇小说里，面对那些说不上是蒙古文还是阿拉伯文音译的字眼，我只有束手无策的份。我自命算得上一位在别人从事语言探险时不轻易闭上眼睛的人，我饶有兴趣地读着小说，尽可能争取被他那闪烁着“异端之美”的情境所打动。有完美的小说，也有不无特色的小说，我希望《黄泥小屋》属于后者，前提是张承志先生除了大语震人奇语耍人之外，还能拿出点别的东西。
《黑骏马》是另一部张承志感觉非常了得的小说（这么说一方面是由于他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跨世纪文丛”的小说集即以“黑骏马”为题，另一方面则是张承志自我感觉不佳的作品我几乎没有发现过），似乎也是他把小说写得最像那么回事的东西。小说虽不足五万字，却有着相当的底蕴和厚度，背景宏阔，气息沉雄，男主人公的阳刚正气与复调般出现的女性柔美，如一支幽绝的唢呐，吹奏出悲怆的旋律。黑骏马“钢嘎·哈拉”的美妙步点更为小说平添一股脆生生的节奏感。他笔下的索米娅，通体焕发着饱含本真色彩的沧桑丽质，大俗大美，常常还伴以揪心之痛。这部小说我不忍释手地读了两遍，它让我感到：把小说写得一如生活本身，仅有才情是不够的，更需要对人生的深沉咀嚼和够格的理解。他若老是向世人牵出一匹又一匹“钢嘎·哈拉”来，作为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