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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第一家旅馆。
1988年以后，路边的小旅馆和接待住宿的“三小”迅速地增加了，达到了40多家。为什么呢？当地人一般都说，是因为农民也开窍了，也想赚大钱了。可是笔者却认为，其实这是因为旁边的城市在此时大发展了，社会的整个经济体制也开始大变，所以出现了五个变化，对这里的旅馆业和服务业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市区的物价飞涨，吃住都比这个农村地区贵得多，而且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其次，市区扩大了，一过桥就算进入市区。结果，市区的各种各样的繁琐的交通规则、市容管理等等也扩大到江边。运货的卡车和司机在市区里越来越不方便。第三，公路的交通越来越拥挤，迫使更多的运货卡车只得在夜间行驶，等到达这里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深更半夜或者清晨时分。司机们往往不愿意再接着进城。第四，城市发展了，长途公路运输也日益发达，来自外省甚至相隔数省的车辆屡见不鲜。这些车辆一般都不愿意在路过的城市里停留。第五，司机们都陆续地普遍实行了工资包干制，不再需要发票报销，所以越来越可以选择住在这个农村地区和私人小店里。
旅馆业发达了，如何招徕更多的客人就成了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这时，肯定会有人想到使用卖淫这个千年的法宝。可是，据当地人说，直到1990年之前，这里的卖淫活动其实并不多，而且很隐蔽，也受到村里人的谴责。这又是为什么呢？
3。笔者的分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这个开发区的地界里，在80年代里所发生的“卖淫”，其实并不是现在官方所说的“暗娼”，而是民间所说的“乱搞（男女关系）”或者是“招野男人”。
那位被称为卖淫“创始人”的××rong，就是最典型的“招野男人”，而不是所谓的“暗娼”。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暗娼是高度商业化的结果，是一种“一分钱一分货”式的纯粹的交易，所以按照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规定，暗娼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她们是以现金进行交易的，而且非现金不可，不能以其他东西或者利益来代替。尽管她们可能赊账、收支票或者信用卡，但是其中的“现金”的含义并没有改变。
其次，暗娼是以性交次数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来计算价格的。只有一次性交叫做“打炮”，这是一种价格；整天陪伴叫做“包夜”，是另一种价格；长期租用则叫做“包养”，又有其他的价格。
第三，暗娼就像一般商店里的卖主一样，只认价格，不挑客人，不管买主是什么人，都卖。
第四，不管暗娼有多么隐蔽，她们总是试图扩大客源。
第五，暗娼虽然也会与嫖客产生感情，甚至嫁给嫖客，但是在这之前，在她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则必须“公事公办”。尤其是，她们不可能与嫖客结成像一般婚姻那样的、没有金钱往来的、双方共同经济核算的关系。即使在大多数“包二奶”里，表面上双方在共同生活，但是只有价格才是最根本的，一不付钱，马上散伙。而且双方完全是独立核算，没有—个嫖客会像丈夫那样把自己的钱“交柜”。
可是，××rong的情况与暗娼的这些标准几乎全然不符。
在现金交易这一点上，她主要是收取一些实物，主要是贴补自己家，其次才送给别人一些。这说明她确实没有收钱，否则司机也就没有必要再给她别的东西了。
因此，这只能算作收取了经济上的“实惠”。
在计量单位上，那个司机给她东西时，很可能并不是按照她招待他的次数来计算的，因为给笔者讲故事的人也强调，司机虽然经常来，但是并不是总给她东西。
否则她家根本放不下。 因此， 这不像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倒更像是由于两人“相好”而给予的“补助”。
在对象选择方面，她只跟那一个司机有这样的来往。虽然后来又有别的司机也来她家，但是就连给笔者讲故事的那两位男人也无法肯定，她是不是也“卖”给后来的那些司机们了。笔者倾向于认为她并没有跟多人发生关系，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所谓“集体淫乱”或者“集体嫖娼”的事情实在是不可能发生。如果真有了，那第一位司机大概也不会跟她继续来往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第一位司机把她作为自己的“相好的”介绍给别的司机，让自己的哥们儿在路过时也有个落脚之处。这倒是符合民间习俗，哪怕在“文革”后期也罢。因此，她并不是真的来者不拒。
在扩大客源这一点上，显然她也并没有那样做。
在共同经济核算这一点上，她与那位司机的关系更像是东北人说的“拉帮套”
。其中主要是互助的成分，恐怕没有金钱买卖的内容。
总而言之，××rong的行为主要是“招野男人”。从笔者所主张的严格定义上来看，这虽然也是一种“性交易”，甚至可以称为“卖淫”；但是××rong这个人却肯定不是“暗娼”。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当地出现“性产业”和“红灯区”
以来，“始作俑者”的××rong却反而一点都不沾边。就是因为她过去所做的事情，跟现在的“小姐”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可能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卖过淫，更别提像现在的小姐那样卖淫了。所以，她不仅不可能“重操旧业”，而且可能在心里深深地藐视现在的小姐。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不信，您如果把现在有情人的人叫做嫖娼卖淫，看他们不跟您急才怪！
本来， 在中国普通人的思维和语言里， “乱搞”（北方叫做“搞破鞋”）、“卖淫”（或者叫做“卖×”）、“妓女”（现在官方叫做“暗娼”）这三个词，始终是各有其义，泾渭分明。“乱搞”说的是与非婚的多人有性关系，并不包含经济交易的内容。“卖淫”说的仅仅是一种行为，虽然哪怕只有一次也算，但是它并不表明被说的人就把卖淫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只有“妓女”说的才是一种职业和一种身份，是那些被认为除了卖淫别的什么都不干的女人。
也就是说， “乱搞” 的女人并不一定“卖淫”；卖淫的女人也不一定就非是“妓女”不可；惟有妓女才是把卖淫当作专门职业的女人。或者反过来说：只要是妓女，不管她实际上卖不卖，都被认为是专门以卖淫为生的。而对于卖淫，不仅这种行为不能说成是乱搞，而且卖淫的人即使跟许多人性交，也不过是在“做生意”，而不是在乱搞。至于“破鞋”，那一定不是按价收钱的。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人把这三个词混用。但是人们一听就知道，这往往是发生在骂某个女人的时候。例如，她明明只是乱搞，却偏要骂她“卖×”或者“是个妓女”。
可是，恰恰是这种高度“净化”的社会道德，把人们的思想给搞混乱了，把这三个词也给弄糊涂了。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天下万物、人间百态都被说成不是黑就是白；而且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内部一点点区别都不许有。结果，人们被训练得不由自主地认为，所有被“净化”的道德所不容的性关系，都是一丘之貉。
因此，乱搞、卖淫和妓女也就被扭成了同一个概念。
即使直到现在，在我们的禁娼宣传里，对于暗娼也仍然是恨不得破口大骂，骂得她们狗血喷头；仍然是不去认真研究“道德败坏”、“卖淫妇女”与“暗娼”这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异同。这样的宣传，实际上仍然是在向人们灌输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简单化的认识方法，仍然是在利用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难得糊涂”，而不是调动人们的理智。因此，当地男人直到现在还认为××rong就是首开卖淫记录的人，甚至就是本地的第一个妓女。
在××rong之后，那些80年代在这里卖淫的妇女们，正处于从乱搞到卖淫再到妓女的发展过程之中。她们一开始可能仅仅是跟某些司机乱搞。当她们被抛弃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时，她们可能是不得不开始卖淫。可是，由于当时这里还不具备出现有规模的“性产业”的客观条件，所以她们即使开始卖淫，也不会长久，往往是有了回家的钱或者另谋出路的钱，就迅速地离开了。所以，她们离真正的暗娼还有一些距离。
二、“喝汤时期”
所谓“喝汤时期”说的是在1992年开发区建立的前后，当地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卖淫与暗娼。可是在当时，由于开发区的房地产业正搞得热火朝天，所以不仅掩盖了暗娼的存在， 而且也相对地抑制了“性产业” 的发展。所以可以形容为“房地产吃肉，‘性产业’喝汤”。
据当地人讲，大约在1990年前后，已经有一些外地农村的妹子，专门来这里当旅馆和饭馆里的服务员。她们中间已经有人实际上主要是卖淫，甚至是专门卖淫了。
不过她们的人数并不多，据说也就是10－20个的样子，而且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公开。
1990年前后时，主要是因为过往车辆迅速增长，这里的小旅馆已经达到20多家了，其他种类的“三小”也已经有30家左右了。但是最主要的变化并不是数量的增加， 而是：（1）营业区域已经扩大到长约500米左右；（2）全都集中到公路两边的狭长地带。这样，“路边店”这样一种全新的经营方式就诞生了。
所谓“路边店”，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集中在公路两边，更是因为它们的基本服务对象不再是本地人或者邻近地区的居民，而是专门针对公路上过往的车辆与乘客。“路边店”与传统的“集市”是非常不同的事物。集市代表着农村经济，代表着相对的自给自足与封闭，代表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路边店却代表着工商经济，代表着大范围的流通和流动，代表着“这个世界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