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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作者:潘绥铭-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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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层和第六层的“发廊妹”、按摩女和“街妹”,往往没有多少奢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已。价格是她们的命根子。所以,虽然她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比一般人想象的苫得多,受剥削和受伤害的可能性也大得多,但是她们仍然可以挺过来。
  第七层“下工棚”的卖淫女,恐怕连挣钱都是梦想了。她们往往是流落街头的农村外出妇女,相貌差,年纪大,甚至拖儿带女,连做“街妹”的资格都没有。一些临时组建起来的“民工队”,把她们收留起来,白天是保姆,晚上是“公妻”。
  她们往往连固定的价格都没有,民工给她们的不是“小费”,而是“接济”。即使整个民工队都我不到活干,她们也仍然会像所有穷人的老婆一样,苫撑苦熬下去,不会轻易“跳槽”。
  所以,从收费不收费这一点上来说,最高级的和最低级的卖淫女,都很像妻子。
  无论是多么高雅的妻子,或是“黄脸婆”,妻子都是不收费的。硬要说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恐怕只是某些“知书达理”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发出的梦呓。
  所有7个层次的卖淫女, 当然都力图一层一层地升上去。第三层的“陪女”,由于接触的顾客往往是各种“体面人”,想靠“三陪”或者卖淫而成为“二奶”的动机当然也就更加溢于言表。但是从业一段时间后,大多数人都被固定在某个层次上, 也就听天由命了。尤其是,在这7个层次里,第一和第二这两个层次构成了卖淫的上层,第三层和第四层构成了中层,第五层和第六层构成下层,第七层则是底层。在每一个大的层次之内,卖淫女有可能上升,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从一个大层次上升到上面的大层次里去。这是因为,这种上升,不仅仅靠身材相貌等外在条件,更要靠自己的基本动机的改变,靠对于卖淫这个职业的深刻理解。可是,大多数卖淫女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与此相反,这种工作里的失败和“下岗”却很常见。一旦遇到市场不景气,就连顶端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基层”。
  4。组织者的分层中国地下“性产业”的组织者,无外乎是“大户”与“个体户”两种人。所谓“大户”,就是那些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于“性产业”的人,或者说是把性产业当作“企业”来经营的人。他们一般都是财大气粗,或者有权有势。所谓“个体户”
  则是指那些单干的、主要是为了以组织卖淫而谋生的人,也就是那些操纵单个暗娼的皮条客或者鸡头。
  在开始的时候,“大户”们虽然都知道,卖淫业最上面的两个层次可以带来最大的利润,但是他们很难长期控制住这样的卖淫女。最下面的两个层次是最容易被他们控制的,但是获利甚少,他们又不屑为之。因此他们在一开始时,都不由自主地向第三、四、五这三个层次投资。所谓“歌舞厅比副食店还多”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可是在最初的发展中,由于缺乏资金和“关系”,这个产业里的“个体户”们迅速地控制了顶层和底层,而且也确实兴旺过好一阵子。可是,好景不长。顶层和底层的卖淫女越来越明白,由于不需要专门的营业场所,也不需要去组织“客户网络”,所以她们自己完全可以“独立作战”。再加上她们也积攒了一定的资本,所以纷纷脱离“主子”去单干。这就迫使“个体户”们不得不涌向卖淫业的中层,去跟那些“大户”们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个体户”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成本极低。所以当市场不景气时,他们向包袱沉重的“大户”们挑战,挖走了许多“人才”。但是在平常的行情之下,“大户”在资金和“关系”两方面的优势却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结果,整个“性产业”在保持基本上“均衡发展”的同时,形成了“两头是个体,中间是大户”的局面。暗娼和嫖客也都被按照这7个层次给分流了。
  二、近年来的再分流但是时至1995年,情况大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从80年代后期就一直被明文禁止的异性按摩,现在又没人去全力查封了。于是至少在华北各地,桑那浴和异性按摩疯狂般地增加。在数量上,仅仅北京就已经出现了好多家专门安装桑那浴和按摩设备的装修公司。在地理范围上,就连华北某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也堂而皇之地建起了一座宾馆式的、带异性按摩的桑那浴室。到了1997年,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所谓“洗脚屋”,大致与东南地区的“发廊”差不多。
  结果,新的分流形式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华北的许多县里,卡拉OK厅、歌舞厅和发廊里,已经很少再有专门的暗娼了。她们都集中到异性按摩的地方去了。歌舞厅里的“小姐”已经干起了专业的“新三陪”(陪歌、陪舞、陪聊天)。如果顾客或明或暗地提出买淫的要求,小姐们会用一句话来打发:“去按摩吧。”
  许多异性按摩还有“客房服务”或者“家庭服务”,有的地方则叫做“出台”,以区别于在按摩室里干活的“坐台”(这两个词都是从“三陪”那里借用来的)。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按摩女的强大竞争压力,那些“档次低”的卖淫女们只好日益集中到各种“路边店”里去,而且所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仅限于“打炮”。
  在一些地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官方的严格查禁仍然主要针对歌舞厅里的“三陪”。这样,卖淫女向按摩室和路边店的分流就更迅速、更全面。“性产业”
  的一种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除了“二奶”这个层次仍将继续垄断“性产业”的顶层以外,那些主要向社会的中层以上人员销售的按摩女,将迅速占据“性产业”的上层和中层。她们将主要提供性的行为“服务”和一些性的人际关系。那些仅仅出售性交机会和性器官的下层暗娼,将不得不屈居在简陋的路边店里,主要向社会的下层人员销售。
  在这种格局中,那些仅仅从事“三陪”的女性反而被从直接的卖淫中解脱出来了。她们将日益转向专门的“陪伴服务”,向那些并不想直接买淫的顾客销售某种情调、某种感觉和某种生活方式。
  这当然也是男客里的某些新需求的产物。不管他们是不是因为嫖得太多了,反正越来越多的男客开始寻求某种更加具有人际交往色彩的陪伴服务,而不再是直接的性交。民间流行说法把这叫做“该潇洒就潇洒,该回家还回家”。它最不容易损害原有的婚姻家庭,也最不容易传播艾滋病,更不触犯“没上床就不是性”这样的中国人的基本性道德。所以,这种陪伴服务的价格也降下来了。例如1997年初,在中南某个中型城市里,陪舞一个晚上的“全市统一价”(其实是一般行情)仅仅是50元,外加给“吧台”(其实是给歌舞厅)的10元。许多时候,陪舞小姐的小费可以降到30元。因为一位小姐说过:“过去在厂子里,最多也就是这么多(每月大约800到900元)。”
  这种分流, 目前还看不出中止或者转变方向的苗头。1997年5月,福建晋江市已经开始征收“公关小姐”的个人所得税。因此笔者预测,政府下一次的放松,将是不再禁止那些没有卖淫的三陪 。那时,“性产业”的发展就会转向性服务具体方式的分流了。
  三、“假黄”的兴盛由于不断地严厉“扫黄”,中国“性产业”发展出一种“假黄”现象。简单说就是:看起来“黄”得可以,但是真去买或者真去“扫”时,却又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
  早在80年代初,这种把戏就已经很流行了。当时有许多农村少女在一些闹市里兜售“黄书”。乍一看,那书的封面上居然印着女性双乳的正面彩色照片,但买回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介绍如何预防乳腺癌的科普读物,连“黄”的边都不沾。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商人们制造“假黄”的本领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
  几乎所有能跟婚姻、家庭、人生、情感搭上线的书籍,都被或明或暗地扣上“性”
  字或者“女人”。如果看看那些书的促销广告,人们会误以为中国的“性解放”比任何国家都厉害。 其实呢? 商人精明得很,越是扫黄,“假黄”赚的钱就越是比“真黄”还多。他们把这叫做“靠政策发财”,又何苦真去“制黄”和“贩黄”呢?
  1995年以来,一些包含色情内容的、计算机(个人电脑)用的激光视盘(影碟)开始流入华北。有关当局闻风而动,大举查抄。两个月后,数倍之多的“假黄”视盘就蜂拥而来,而且价格只升不降。
  色情服务业和卖淫业也是“假黄”更比“真黄”多。在山东某地,一些路边小饭馆的小姐们恣意地裸露身体,甚至包括“裙下无裤”式的招袜,但是她们仍然是只卖饭, 只不过饭费乘以5到10倍而已。如果客人稍有不满,勒索和抢劫就应运而生。在华北某地,“小姐”会闯入客房。若不坚决驱逐,她就自行裸露,随后按照裸露的程度收取“眼福钱”。不给?门外有大汉们恭候。还有更高明的,一个“靓妹子”以低价把客人招来,交给一个“孩子他妈”去“做”。早知道客人不干,所以“靓妹子”的价钱就上去了。
  这也许是抑制嫖客的最好方法, 也许是比公安局更厉害的罚款。 也可以说,“假黄”就是一种“扫黄”,而且可能比政府的真“扫黄”还有效。但是“假做真时真亦假”,卖淫中的并发犯罪也随之大量增加,而且利用“假卖淫”来敲诈勒索甚至图财害命也日渐增多。
  凡是进行“扫黄”的国家和历史时期,就一定会出现“假黄”,而且“假黄”
  的泛滥一定与“扫黄”的强度成正比。如果我们仍然相信“万恶淫为首”,为了彻底肃清“黄毒”而不惜让其他犯罪出现和发展,为了惩罚嫖客而不惜让本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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