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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站着，就是说他需要经常在本店附近出现，而且一定要把他的悬挂式工作证亮出来。尤其是傍晚舞厅大量上客的时候，他虽然不管收钱，但是却总在门口站着，而且要表现出跟老板跟小姐都很熟的样子。只要这样，来的客人就都知道了，这家店“上过保险” ，可以平安无事。当然，对那些“烂仔”来说，C干部就像一尊门神：进来可以，守规矩才行。
所谓躺着，说的是晚上他负责值班守夜。其实也并不是每晚都通宵不眠，而是做这样两件事情：
一个是，每当指挥部在夜里派人检查暂住人口的时候，他就站在场所的门口，远远地和那些检查人员打打招呼，说说话，于是检查人员就过其门而不入。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些检查人员早就知道他在这个店里，所以根本就没打算真的进来，只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已。说不定，他们只是专门绕过来，跟他聊上几句。＇2＇
二是，一旦他从指挥部获知山上出了较大的治安事件的时候，他就会提前跟指挥部打招呼，保证本店无事。这样，夜间的所有巡逻队和破案人员，就都会绕道而行。＇3＇
如此这般，山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来打扰本店那些“共度春宵”的小姐和客人。
据女老板说， 本店的客人之所以多，最主要的就是因为C干部在这里，使得山上的人都知道这里很安全。
C干部的这种存在， 几乎完全是为了对付“扫黄”和烂仔捣乱。通常意义上的治安，他不大管，也管不了。这是笔者上山的第一晚就发现的：临睡之前，他把本店的一切稍微值钱一些的东西，统统收藏起来，层层加锁，就连碗筷也不例外。笔者当时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小心，锁好大门不就行了吗？他说，小偷会从棚子的缝里，用长钩子把许多东西钩出去。
当时笔者还没有意识到这里边的意义，后来才逐渐明白：原来山上的小偷可能也知道， 这个C干部，只不过是仅仅“保黄”而已，所以才敢到这里来太岁头上动土。
当然，由于A场所是新开张的，所以C干部的这些活动显得格外突出和引入注目。
B场所是个相对老一些的店，所以那里的保留干部并不直接出面，更不像C干部那样打更。 可惜，由于前文说过，B场所的老板对笔者心存疑窦，所以笔者没能弄清该场所的后台、保镖、关系网和保护伞。
在考察期间，笔者一直怀疑，A场所的女老板与C干部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如果是那样，这个场所的性质就更像极为普遍的夫妻店了。可是，笔者无法弄清这一点。虽然笔者看到过他们同睡在一个“单间”里，但是店里别的人都把这说成是迫不得已，因为那天晚上，所有的小姐都在陪夜，其他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睡了。
还有，C干部究竟能够从A场所拿到多少钱，才促使他如此明目张胆地“保黄”，甚至不怕万一被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抓辫子？这个问题，笔者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这里面肯定有两个非经济的因素。
首先， 金矿区指挥部所实行的每个干部分片包干的管理方式，偏偏排除了C干部这样的第一批上山者。这不仅仅使得这些干部很难从管理打洞子的工作中，捞取直接的经济好处，而且看来严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基本信仰。看来，恰恰是由此出发，而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考虑，才给了C干部那么大的动力和胆量。
其次， C干部属于中年左右、“前途无亮”的那种干部。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部队当过6年兵， 后来一杆子插回老家，当了一个普通的干部。虽然不知道他原来的抱负究竟有多大，但是从他所讲述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刚上山的时候，很可能是雄心勃勃，试图大有作为的。同样，由于他直到现在也不过是山上的一个普通干部，连一个芝麻职务都没有；所以他很可能是因为事业上的不得志，才转而捞钱。
第九节 总 结一、考察方法在本次社区考察中，笔者一开始也试图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进行深入访谈。
但是在一上山第一次与指挥部的干部交谈之后就发现，他们既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也不明白“研究所”和“教授”代表什么意思，更对“社会调查”一词毫无反应。
在笔者以前考察的地方，至少一说“社会调查”这个词，立刻引起了当地干部的警觉。他们一般都是马上往上推，要求笔者去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获得批准，然后拿着“批件”再来找他们。如果能够多谈几句，他们一般都会关心：调查是干什么用的？研究所和教授是什么级别？
可是这个金矿区的干部却似乎根本就懒得问，懒得谈。甚至当笔者故意说出要深入访谈许多人时，他们也不做回答，似乎希望快快把笔者打发掉。
尤其是笔者的重点访谈对象C干部， 在知道笔者的真实身份之后，既没有任何警觉或者排斥，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在访谈中，他仅仅跟笔者聊过北京的情况、教授挣多少钱等等最一般的话题。
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还说不清楚，只能推测。
也许他们这个地方从来也没有来过什么人搞任何一种调查，所以他们对此并不敏感。
也许他们满脑袋经济问题，所以对除此以外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兴趣。
不管是什么原因，干部的这种态度，帮了笔者的大忙。在整个考察期间，笔者如入“无官之境”，“大自在”的感觉格外强烈。
但是，在与老板、小姐和客人的交谈中，笔者在第一个访谈点（一家小饭馆）就遭到迎头痛击。笔者没敢说什么大学，什么教授，仅仅说自己是教书的，可是一漏是从北京来的，店老板两口子立刻就追问不休：认识这里的什么人？带了多少钱来？尽管笔者一再说，仅仅是看看，将来回去好给学生上课；但是他俩从始至终一口咬定笔者是来投资的，还安慰笔者：山上来投资的人多得很，不必这样小心谨慎。
于是笔者发现：自己的考察理由实在是太苍白、太离奇了。这里的人们不但根本不可能相信，而且会使得人家怀疑你的人格与动机。因此，最好的理由应该是来投资的，而且恰恰因为想投资于娱乐场所，所以需要做一些调查。
前文说过，这样的理由马上引起了 B场所老板出于商业竞争的警觉，妨碍甚至阻挡了笔者对该老板的深入访谈。但是小姐们却觉得笔者也是“道上的”，顿时就消除了一般的防范心理。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下子就把笔者从嫖客里给排除出去了，所以才能跟小姐有真正意义上的交谈。
在A场所， 老板知道笔者也是来投资的以后，一开始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竞争的警觉， 专门叫C干部来审查笔者。但是他们可能很快就发现，笔者完全是这个行当的门外汉 ，在当地也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能很放心，认为笔者只不过是另一个傻瓜而已，不会构成竞争对手。因此，女老板在对笔者大讲她的投资和经济账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随时教训笔者几句：你这样的，想都不用想！
当然，有一个好的理由，只能使别人不排斥你，却很难使别人接受你，更不能奢望别人就会信任你。所以正如前文所述，笔者的直接深入访谈其实并不多，大量的资料是通过随时随地的、断断续续的、似乎漫无目标的闲聊才获得的。还有许多很重要的材料，则是靠听、靠看，靠当时猜、事后再找旁证。至于前文里的发挥和议论，显然是“跟着感觉走”。
笔者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考察和访谈中，从未使用过录音机和照相机。这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能引起人家的排斥。笔者所考察的地下“性产业”这个特殊目标的有关人员，更是如此。如果笔者私藏偷用，还会招灾惹祸，反而破坏考察。而且笔者一直用不好这些东西，笨手笨脚的，更可能弄巧成拙。
特别是因为，笔者的考察时间都很短，不可能与对方成为知心好友，无法郑重其事地按照教科书说的那样访谈，常常是依靠闲聊。那么录音机就用处不大，照相机则根本不可能使用。
笔者全靠事后追记。没有书包、本子、钢笔，这些东西也太扎眼。只有一些会计用的空白单据，用圆珠笔笔芯，记在它的背面。可是在这个金矿区里，这些东西仍然很扎眼。除了老板用小学生的练习册记账以外，在小姐和客人那里，能够算得上是纸的东西，大概只有餐巾和卫生巾了。
前文说过，由于是个“棚子区”，这里的一切个人活动都几乎是透明的。这给笔者的私下记录带来不少麻烦。有3次都是大白天假装睡觉，才得着机会记录。
除了考察和记录，还要想。一旦离开那个场景，没有了那种生存体验，自己的思考就可能走样甚至枯竭。 结果，A场所的女老板发现笔者那发呆发傻的样子，认为是对投资垂头丧气了，还好心地安慰了两句，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之类的意思。
行文至此，笔者很怀念在山上遇到的所有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到笔者的这些文字；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他们；不知道笔者的感激之情，对他们有没有意义。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笔者的内心来说，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是普通人与老百姓的交往，是人之常情的互换，绝不是一个老学究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一堆石头。
二、定性的整体分析这个金矿区里的“性产业”，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因此才被笔者归纳到“本地偶发型”里面去。
首先，该地的“性产业”，主要是为当地的居民服务，而不是为各种过客服务的。
其次，“性产业”的从业人员，从老板到小姐到保镖等等，也主要是当地人，或者附近地区的人，而不是远方来客。
第三，该地的“性产业”与整个社区是同生共长、互相促进的；而且也只能发生和存在于这样一个新兴的、迅猛发展的、相当特殊的金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