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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选择当作主要决定力量的主张的确当性，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最有
问题。“适者生存”，用来说明进化的轮廓是可称赞的，但应用在种的差异
上就不行了。达尔文的哲学告诉我们：每一物种如要生存，必需在自然里繁
盛起来，但没有人能说出我们所说的种的差异（常常是十分显著固定的〕在
事实上怎样使物种能够繁盛起来①。
赫胥黎虽然指出这个困难，但当时没有人感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
们以为进一步的研究会弄清楚这个问题，直到二十世纪大规模地进行科学的
育种实验时，人们才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性。那时的生物学家，在最
初的奇异感消除之后，便接受了进化论，并且认为自然选择是真实而充足的
①
Life of CharlesDarwin，Vol。Ⅱ，p。320；LeonardHuxley，Life and LettersofThomas Henry Hurley； vol。 I；p。180。
①
WilliamBateson，AddresstotheAmericonAssociationToronto，1922。
原因。
大陆上最有名的人种学家微耳和没有接受达尔文的理论，但进化通过自
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进行的学说在德国得到极热烈的欢迎。海克尔与其他博物
学家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条顿哲学家与政论家一块创立了所谓达尔文主义，
使他们的许多信徒比达尔文自己还要达尔文些。
可是达尔文研究变异与遗传所用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反陷231 于中
止的状态。人们同意自然选择是进化与物种来源的经过证明的充分的原因。
达尔文主义不再是初步的科学学说，而成了一种哲学，甚至一种宗教。实验
生物学把注意力转向形态学与比较胚胎学，特别是鲍尔弗（F。M。Balfour）和
赫特维希（O。Hertwig）所创立的形态学和比较胚胎学。由梅克尔提出，经海
克尔加以发挥的一个假说，认为个体的发育追随、并表现种族的历史。这样
一来。胚胎学就具有进化意义，迟缓而费力的研究方法也就更为人所忽视了。
在田野里系统地研究动植物的博物学家，在园圃农场上培育新植物和动
物的育种家，日益扩大他们对于物种及品种的正确知识。在博物学家与育种
家看来，物种的界限依然是分明的，新种不是由于感觉不到的逐渐变化而形
成的，而是由于忽然的、常常是很大的突变而形成的；而且一开始就成了纯
粹的种。但实验室里的形态学家并不征求实际工作者的意见，也不对他们的
经验知识给予足够重视。贝特森（Bateson）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进化
论者极其肯定地以为物种是分类学家胸中的一种虚构，不值得识者注意。”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在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学家，在大陆上以德·弗里斯（deVries）为领袖，在英国以贝特森为领袖，重新回去研究变异与遗传。
达尔文自己虽然相信自然选择是进化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排斥拉马克的
意见，即由于用进废退的长期作用而获得的特性可以遗传。当时拥有的证据
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十九世纪快结束的时候，韦斯曼（AugustWeiSmann）在这个问题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他指出体细胞与体内的生殖细胞
必须截然分清。体细胞只能产生与自己相同的细胞，但生殖细胞不但产生新
个体的生殖细胞，而且产生体内一切无数类型的细胞。因此组成生殖细胞的
单元必须有足够多的数目，在种类与排列上必须有足够的差别，以形成自然
界里的无数机体。生殖细胞由细胞质一脉相传，复制生殖细胞，但体细胞总
是溯源于生殖细胞。因此，每一个体的身体，不过是亲体生殖细胞的比较不
重要的副产品；它可以死去而不留下后裔。主要的传统是细胞质，它由细胞
传到细胞，有一个不断的历史。
从这个观点看，身体所遭到的改变不大可能影响生殖细胞的282 产物。
这样的影响好象一个人的伯叔父身上的改变，对他本人的影响那样。包含生
殖细胞的身体可以损害生殖细胞，但却不能改变它的性质。于是韦斯曼就去
严格地研究后天获得性质的遗传的证据，但他认为每个证据都不够充分而加
以抛弃。自那时以后，人们通过观察与实验也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环境的长
期的改变，可以产生一些效果，但这些好象都是例外，没有得到博物学家一
致的承认。
在韦斯曼宣布他的结果以后，人们一度有些惊谔。因为，生物学家一直
是用“用进废退”来解释没有解决的适应之谜的。进化论的哲学家，特别是
斯宾塞，一直是把后天获得性质的遗传当做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而慈善
家、教育家与政治家则默认这种说法为真理，而且将它看做是社会“进步”
的根本基础。生物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新的见解；斯宾塞却一直到死还和
韦斯曼辩论①；政治改革家就是到现在，还对和他们的先人之见相反的理论熟
视无睹。如果承认后天获得性不能遗传，即等于说“天性”（nature）重于
“教养”（nurturc），遗传重于环境。改善生活条件，个体当然会得到好处，
但除了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选择的间接过程之外，这丝毫不能提高一个种族
的天赋性质。
韦斯曼为了解释遗传而设想出来的特殊类型的机制，也许是一些聪明的
玄想，但足以指导他的许多追随者的研究工作，促使他
们去考察生殖细胞究竟是通过什么过程形成的，体细胞又是通过什么过
程从生殖细胞中发展出来的。这些新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但最显著的结果
到后来才出现，所以这个问题留在第九章里讨论比较合适。
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另一场围绕着新知识的争论①。纯粹达尔文主义的维
护者如韦斯曼，开始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可以充分解释适应和进化的原因。
而且他们还以为自然选择所形成的变异是很微小的变异，例如人体身长便有
一序列连续的差异。在相当多的数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平均数的两边相当
宽广的范围内，各人的身长相差不过百分之一英寸。他们以为，选择就在这
样细微差异中进行，而且只要有相当长的时间，便可以产生新的品种和新种。
但在新世纪开始以前，有些博物学家，主要是德·弗里斯与贝特森，把
育种家、饲鸟人与园艺家积累的经验当作起点而进行实验，发现以上的设想
不符合事实。大的突变常常发生，特别是在杂交以后；新的品种可以立刻出
现。到了1900 年，久被遗忘的孟德尔的研究成果重新发现，因而又展开了新
的一页。即令微小变异的选择不能解释进化，这些新的观念好象还可以解释。
这个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人类学
在由于达尔文的缘故而恢复生气的各种学术中，人类学，即人类的比较
研究，得益最大。事实上，即使说现代人类学从《物种起源》而来也不为过。
赫胥黎关于人类头骨的经典研究著作，是从达尔文学悦的争论得到启发的，
也是精确度量人体特点的开始。这种度量现在成为人类学的重要方法。自然
选择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则成为后来的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
在其他方面，创立人类学的条件也成熟了。爱好新奇的心理，热切的好
奇心和收藏家的搜集癖好不但为欧洲的园圃与博物馆带来了异域的动物和植
物，也带来了发展阶段不同的其他民族的美术、工艺产品以及其他宗教的法
物祭器。
当人类学家开始工作的时候，大部分必要的材料已经齐备了、熟悉了或
部分地分好类了，只待有人出来重新加以解释，以揭示其内在意义的另一方
面。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没有详细地研究人类，可是他指出他的关于
一般物种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有明显的关系。1863 年，在彻底地研究了解
剖学的证据之后，赫胥黎说人在身体与大脑方面与某些猿猴的差异比猿猴与
①
G。C。 Bourne， HerbertSpencerandAnimalEvolufion，Oxford； 1910。
①
A。 Weismann； TheEvolutionThecry；Eng。trans。J。A。and。 M。R。Thomson； London； 1904； Beatrice Bateson； William
Bateson； Naturalist；Cambridge；1926；p。449。
猿猴间的差异还要小些①。因此，他回到林耐的分类法，将人类列为灵长目的
第一科。在心理方面，人284 与猿猴的距离要大些，但脊椎动物的心理过程
与人类的心理过程是对应的，虽然不及人类的有力与复杂。布雷姆（Brehm）
在其《动物的生命》中和达尔文在其较晚的著作中都指出了这一点②。可是华
莱士仍然认为不应当把人类与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因为“他不但是生物大系
的首领与进化过程的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新的截然不同的纲目”③。
人类学把人类分为几个种族或人种时，主要是根据身体特点，不过，人
们也始终认为身体特点和心理特点是相互关联着的。通常都按照肤色把人类
分为白种、黄种、红种和黑种；很明显，这四个人种之间的实际差别不但包
括肤色差别，而且也包括其他特点方面的差别，当然进一步的细分也是必要
的。在重要性上仅次于肤色的是头骨的形状，一般用雷特修斯（Retsius）的
方法来分类。从上面来看头颅时，由前到后的长径作为100。以此为准，短
径或横径的长度就叫做“头骨指数”。如果指数小于80，头颅即列为长的一
类，大于80，即列为短的一类。
我们可以对欧洲居民加以分析，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些方法及其结果①。
从身体方面来看，欧洲人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特点上：身长、肤色与头形。
按大数目平均来说，当我们由南到北向波罗的海前进时，身长逐渐加高，肤
色变淡，如果转向南行，则身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