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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相信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中国的人口在宋代要
比这多得多。１１０９ 年北宋政府登记了 ２０００ 万户（人口总数应超过 １ 亿）。
１２００ 年前后，金与南宋的人口总和超过 １ 亿。②很难相信到了 １３ 世纪中国的
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元朝灭亡之后经过 １／４ 世纪的恢复，到 １４ 世纪末人口还
是那么少。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松散，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能力进
行彻底的统计，还有一部分有意的漏报，比如分给蒙古贵族投下的驱口户等，
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如此之低。③１３９３ 年当明朝的行政能力
加强，有可能进行较全面的统计时，明初的统计数字应有显著增加，至少户
的数字应该是接近实际的，即使由于仅考虑财政收入而使人口数字发生了偏
差。不料，这些数字却与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很接近。尽管这些数字没有一个能看
作是努力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尽管这些统计是出于财政管理的
① ＇653＇《元史》，卷 58，第 1346 页。
① ＇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 10—12 页。
②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③ 关于元代漏报户口的情况，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 128—135 页。
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纯粹人口学的研究，但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人口增减及
人口分布的总趋势很可能还是反映现实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１２００
年到 １４００ 年之间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的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
况。
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更显得以上设想是可能的。１２０７ 年主要
领土在淮河以北的金朝的人口统计为 ８４０ 万户，５３５０ 万人（每户平均 ６．６３
人）；１２２３ 年南宋在籍的有 １２６０ 万户，以每户 ５ 口计算（宋朝的统计无人
口数字，不管怎样，每户 ５ 人的比率并不算高），假定为 ６３００ 万人。１２１５
年蒙古人入侵北部中国，而 １２１５ 年中国人口总数就可以由以上两组数字相加
之和得出，约在 １．１ 亿人到 １．２ 亿人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 １２９０ 年元朝在籍
人口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华北平原人口损失最为严重。１２１５ 年至 １２３４ 年蒙
古—女真之间的战争；１２３５ 年直到 １２６０ 年忽必烈登基这几十年松弛的管理
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忽必烈朝初期河北、山东军阀的反叛，所有这些都对这
一地区起了严重破坏作用。 １２９０ 年人口统计中与河北、山东大致相当的行
政区划的数字，可以拿来与 １２０７ 年、①１３９３ 年在这一地区注册的统计数字相
比较，见表 ８。
表 ８
河北、山东注册的户数
１２０７ 年
３３０ 万
１２９０ 年
１３０ 万
１３９３ 年
１１０ 万
１２０７ 年总共 ３３０ 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 １７００ 至 ２０００ 万。１２９０
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 １／３：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是很
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 １６ 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
恢复到 １２ 世纪末 １３ 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计中显示
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
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由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
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
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多材料充分说明 １３ 和 １４ 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
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 １３９３ 年的人口统计数
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
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
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面对这样大的一个谜是很麻
烦的：如果现代历史学家们不能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以及波动的
原因，他们怎么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自信地说出什么来呢？①
① 1207 年的数字来自脱脱等编的＇646＇《金史》，卷 24，第 572—578 页；卷 25，第 599—616 页；卷 26，
第 627—629 页，缺少后来隶于江苏的 3 个州和隶于河南的 7 个府州的人口数字。1290 年的数字，来自＇653＇
《元史》，卷 58，第 1347—1383 页。1393 年的数字来自＇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
表 3，第 10 页。
① 邱树森、王颋在＇775＇《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对有关元代人口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了全面分析。这一研
究引用了元代的统计数字，估计有 20％的人口没有登记。他们估计从 1290 年括户后到 1340 年的几十年中，
虽然数字资料目前尚不能解开元代人口史之谜，但幸运的是与定性有关
的资料却能使历史学家们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作出比较满意的结
论，当然决不是说没有不同的意见。
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曾达到 1990 万户，近 9000 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 1368 年元朝灭亡
时，只有 1300 万户，6000 余万人。这一结论有两个问题，它提出了人口大幅度增减，却没有分析 1290 年
至 1340 年间人口的年增长率，而这对估算 1340 年的最高人口数是很必要的；该文亦没有解释为什么 1368
年后的数年间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人口增加。此外，还需注意两次灾难性的人口锐减，人口减少了 30％至
50％，一次在 1215 年之后达到高峰，一次在 1340 年之后。因此，这一研究值得认真推敲。
社会—心理因素
汉人在历史上有好几次经历了外族统治，但此前还从没有外族统治整个
中国的局面。１２０６ 年成吉思汗被他的蒙古部以及与之结盟的各部接受为大
汗，以后的 １０ 年中，蒙古军队曾数次对中国北部地区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在
占领华北以前，他们首先征服了其他两个外族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建立的位
于西北的西夏，它亡于 １２２７ 年；征服女真人的金朝花了 ２０ 年，１２３４ 年金朝
终于灭亡。在蒙古历史的这一阶段，蒙古军同时西征，横跨亚洲大陆进入欧
洲，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任何一个不识时务而对蒙古进行抵抗的国家或城堡，
但并不是要占据和统治它。中国北部屡遭蒙古军队的蹂躏，而当地军阀常常
只是相互争斗，不能控制局面。所以说，在某些地方如何维持和平与秩序的
问题，便在当地社会出现了。
中国北部这种不稳定的总趋势，从 １３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转变。这时期成
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被指派处理蒙古世界帝国中国地区的事
务。１２５３—１２５４ 年，忽必烈攻打中国西南，征服了云南，５０ 年代末他深深地
卷入了中国北方的事务，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统治者，他开始任用汉人
和其他族人做他的幕僚。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于 １２６０ 年继位成了大汗。他成
为淮河（与南宋的界河）以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宣称了他对蒙古大帝国
的绝对统治权。他从没有使这一宣称名符其实，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事务，
包括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征服，这就又导致他对中国作出长
期规划并对在中国的统治更负有责任。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
这么一个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的国家，对这些出类拔萃的蒙古征服者来说是
一种新的挑战。连续几个阶段的征服，在中国人当中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最了解这一点的士大夫来说，
具有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中国获得了 １０ 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忽必烈的
将领们征服南宋以后，一些汉人高兴地看到那些长期被分隔在南方的人们又
能够到北方去参观他们仰慕的中国文化古迹，像山东的孔子墓和陕西的汉唐
都城。将全体中国人统一在一个受命于天的政权之下，从汉人的心理来说是
极其重要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垮台的宋朝被推崇为具有高度文明和繁
荣文化的朝代。具有鲜明对照的是，蒙古人是外族，他们给被征服者印象最
深的是军事上的勇武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究竟这些草原斗士们是否能屈服
于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国方式，还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有些汉人不接受蒙古
统治，拒绝为新政权服务，仍旧执拗地忠于已经垮台的宋朝，中国传统对此
是赞同的。惧怕蒙古军事力量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蒙古人不配统治文明的中
心而加以拒绝，无疑加强了这种反作用力，它一直持续到 １３ 世纪末，甚至还
要晚一些。
然而，中国的文明对一个新王朝是否为正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蒙古人
看来是通过了这个检验。天命论并没有限定中国的统治者必须是汉人，只要
求他们接受中国封建体制所依据的框架（正），并且将全体中国人都归于一
个整体的统治（统）之下。①这个天命理论暗示了一种依附于神圣的礼仪观念
的人类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一种由符合儒家标准的官
① ＇86＇戴仁柱：《史学观和杨维桢的〈正统辩〉》。关于“正统辩”的背景，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