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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
写本卷的第 ４ 章。第 ５ 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
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
历史。第 ６ 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
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
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
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
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 ７ 章元后期的历史。第 ８ 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
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
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
本卷中写作第 ９ 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
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
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
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
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
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 １０—１４ 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
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
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
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
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
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
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１０—１４ 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
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
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１０—１４
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
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
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
的来源和发展，作者都有专门的叙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体构成的
繁琐考证，应该说，这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在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还
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线索，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读者以清晰的印
象，是难能可贵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对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机、嵬
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叙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还
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
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
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
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
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 ６
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
以讨论。尽管第 ４—７ 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
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
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 １０—１４ 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
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
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
“书目介绍”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
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
收了本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
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
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
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
西夏史部分，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
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
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
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
的文物。本卷编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叙
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资料明显薄弱，对社会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
视显然不够，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这可以说是一个缺憾。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以下技术处理：
（一）书目重排
原书书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检索，我们将所
有西文和日文书目仍按原书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汉文译名。中文书目则从
原书书目中摘出，分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籍和史料，按成书时间先后
排列；第二部分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笔画排列。各书目录给以统一
编号。
（二）注释化简
原书注释所引书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
刊物等。为减少重复翻译，我们在注释所引书目前均加上该书目的编号，保
留作者、篇名、卷号和页码等，删去了著作出版的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
所载刊物。根据所加书目编号，读者可以从书目中查到这些内容。书目介绍
的注释，则保留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原书明显错误之处的处理
本卷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如年代错误、数字错误
和所引书的卷数、页码错误等；有的则是史实理解错误。对这些明显的错误，
在翻译中，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原书中明显的印刷错误，尤其是数字印刷错
误，经反复核对后，由译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译者注。对翻译过程中发现的
明显史实错误，仍按原文译出，附译者注加以说明。
（四）译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 Ｃｈｉｎａ 和 Ｃｈｉｎｅｓｅ，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有时
指中国和中国人，更多则指中原或专指汉人、汉族，所以必须在翻译中加以
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译法。本卷作者用“满洲”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蒙
古”主要指现在蒙古国的地区，即中国古代常说的“漠北地区”，在翻译中
一般改为东北地区和漠北。本卷作者习惯使用“夏国”或“夏”的称呼，为
避免引起歧义，一律译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称为××汗，译文
完全照译。其他译名，采用《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的通例。
本书的翻译，是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
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第 ６ 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
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姡А⒌桃徽训认壬喟镏颐嵌�
正了大量的书目译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
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
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
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
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 ９０ 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
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导 言
构成本卷论题的四个政权，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
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
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
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
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
秩序观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