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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新城市定居；一座辽朝的祖庙被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了接待宋、高
丽和西夏使节的馆驿。１００９ 年为圣宗的临幸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而 １０１８ 年
到 １０２０ 年之间又建立起更多的宫殿庙宇。②
新都城大概作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团的场所使用了一段时间：宋
朝使节宋溥和路振于 １００８ 年访问过中京并留下对它的描述，１０１３ 年来到这
里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内墙和外墙，但路振去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大规
模定居。与其他四个规模相当大的都城（上京、东京、南京和后来于 １０４４
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对小的规模，只管辖有限的地区，
带有很少的下级地方行政区和主要为汉人和奚人组成的编户。但它的建立最
终把奚人并入契丹国家，而且自 １１ 世纪起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我们的史
料中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③ ＇645＇《辽史》，卷 60，第 931 页；卷 22，第 270 页。
④ 见＇576＇苏辙：《栾城集》，卷 42，第 938 页。
⑤ 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 8—10 页；＇768＇李涵、沈学明：
《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① 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 443—456 页。
② ＇645＇《辽史》，卷 14，第 163 页；卷 16，第 184、185、188 页。祖庙于 1019 年为景宗、1020 年为太祖
而建。
对外关系
尽管圣宗统治下契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制度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
的变革却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在他即位时，辽朝仍然与宋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与高丽王国几乎隔绝，而且仍然面对与他们的属民——东面和东北的女真与
西南和西面的各种党项人和蒙古诸部落之间经常性的难题。到他的漫长的统
治时代晚期，与宋和高丽宫廷之间的稳固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导
致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与宋的重新敌对，９８６ 年
宋太宗 ９７９ 年侵辽的屈辱性失败使他渴望复仇并在宋朝宫廷产生了强烈
的反响。９８０ 年，李昉和扈蒙劝说皇帝，宋帝国缺少军事能力重新对辽发动
进攻，但 ９７９ 年的屈辱使大臣们痛心疾首，他们经常以活灵活现的侮辱性言
词提到契丹，诸如应当受到充分惩罚的祸害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等等。到 ９８５
年宋已准备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入侵，而且这次他们试图与高丽国王组成联
盟，以对辽发动联合进攻，“保卫他们共同的文明准则”。①
９８６ 年，太宗再不能继续忍耐了，他动员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把契丹
人从“失地”赶出去。三支军队在河东的雁门和飞狐与河北的雄州同时穿越
国界。宋军最初粉碎了边界防卫力量并占领了一些边界领土。一些辽朝边界
指挥官叛降宋朝。但形势很快逆转，辽军统帅诱使入侵者深入其领土，远离
他们的供给线，然后加以包围并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辽军在三个战场都赢
得了巨大胜利，宋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虏。②
这次入侵不仅对宋来说是又一场军事灾难，也给辽朝边界地区造成了严
重的混乱与破坏，在那里许多人逃离家园；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区是入侵的主
要目标，那里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年不能恢复。然而，数以千计的宋朝降军被
编入辽军，一些宋朝官员和科举进士被吸收进辽朝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
宋太宗和他宫廷里的一些人仍然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 ９８８ 年和 ９８９
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们廷议对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协调现实与皇帝最后
一次主张中国宗主权的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
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
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 １０ 世纪的最后 ２０ 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
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
家——西夏的敌对状态。
契丹人与高丽的关系直到 １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变得比较重要。在契丹于 ９２６
年侵占渤海的严峻时期，冲突迫在眉睫，而高丽恰处于政治分裂时期。在 ９
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罗国家开始崩溃，叛乱首领已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后
① 见＇535＇王赓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第 53 页。
② 关于战争的详细记载，见＇869＇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第 95—161 页。
高句丽在北部，后百济在西南，而王建领导的一个叛乱政权位于西海岸。９１８
年，王建篡夺了后高句丽的领导权并于北部与西北部建立起高丽王朝（他以
其庙号太祖而闻名，９１８—９４３ 年在位）。这样，在 ９２６ 年高丽被分成三个国
家，完全没有能力参与保卫渤海，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直到 ９３５ 年新罗才最
后投降高丽，而直到 ９３６ 年以前，高丽国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济并重新统一半
岛（见地图 ５）。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丽王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张并在平壤建立了一个新
的“西京”，①以加强其在北部的地位。作为自封的古高句丽国的继承人，他
们的统治者试图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鸭绿江流域的领土。然而，由于这一
地区被许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遗民所占据，所以仍没有急切的
理由与契丹发生冲突。再者，在高丽宫廷，任何向北方的领土扩张都受到强
有力的反对。许多贵族和官员强烈地认为，高丽国家像新罗时代一
样，应当将其统治目标限制于半岛。①
不过，契丹人对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辽阳周围对众多渤海人
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变了形势。在 ９２６ 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领土都
并入辽国版图，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认辽朝的统治。渤海王室的许多
成员已逃到高丽避难。渤海自身是由残留的高句丽统治精英建立起来的，因
此把东北高丽王朝看作是远亲和潜在的同盟。②再者，在辽朝边界之外，有三
支渤海人保持着独立：今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辽宁
省鸭绿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强大的一支，于 ９２６ 年在牡丹江
流域建立起独立国家定安国（朝鲜语 Ｃｈǒｎｇａｎ），其都城兀惹（Ｗｏ－ｊｏ），在
前渤海国的上京（今吉林省东京城）。③
９７５ 年定安国与辽发生冲突。一支契丹讨伐军被派去进攻定安国，但失
败了。在 ９８５—９８６ 年，辽再次侵入这一地区。而在 １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契丹与
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各个女真部落之间产生了许多麻烦，宋试图与后者建立
某种反契丹的同盟。９９１ 年辽在鸭绿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个带有驻军和军事
殖民地的堡垒，以阻挡女真和宋之间通过海上进行联络。
所有这些举措对高丽产生了威胁。当高丽国王定宗（９４５—９４９ 年在位）
动员了一支强大的防御部队和辽意识到高丽会是多么强大的对手时，辽朝于
９４７ 年入侵高丽的计划中途流产。直到 １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契丹和高丽的关系
仍很疏远，因为女真诸部和定安国为高丽北部边界和辽边界提供了一个缓冲
地带。但到 ９９０ 年，辽明显想要吞并这一地区。辽朝重新恢复紧张局势的新
举措不仅暴露了辽和高丽之间潜在的不和，而且把它与更广泛的国际形势联
系起来。
从 ９６２ 年起，高丽与宋一直保持着文化和外交关系，①就像他们以前同五
① 这可以根据显示其中有一些带有相当多的戍守部队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断出来，载＇807＇
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 79—81 页。
① 关于高丽宫廷态度两极分化的明晰分析，见＇419＇米歇尔？C。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辽、金
对高丽的影响》，第 152 页。
② 关于这一关系，见＇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 103 页。
③ 关于定安，见＇532＇和田清：《定安国》；＇182＇日野开三郎：《定安国》。
① 见＇302＇丸龟金作：《高丽与宋的交往问题》。
代依次保持的关系一样。９６３ 年国王光宗（９４９—９７５ 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
册封。到 １０ 世纪，高丽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地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浸染，他们
仇视、瞧不起却又害怕契丹人。这样，当 ９８５ 年宋朝皇帝试图争取高丽作为
保卫共同文化传统的同盟者时，他们是把它建立在有说服力的真实情感之上
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同盟付诸实践。因此，在 ９８６ 年宋朝
入侵期间，高丽拒绝出兵向辽进攻。
至于契丹人，则相信高丽对他们的东部边界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契
丹对女真和定安国的进攻加剧了紧张局势。契丹人也许还担心高丽会鼓励辽
朝统治下庞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离，这种分离最终导致了 １０２９—１０３０
年的大规模叛乱。
在 ９９２—９９３ 年，辽朝东京留守萧恒德②受命入侵高丽。他率领一支号称
８０ 万的大军越过边界，要求把前高句丽鸭绿江南北的领土割让给辽。高丽宫
廷向宋求援，但无人相助，宋和高丽的“同盟”再一次证明是虚假的。然而，
高丽人能够很好地自卫并准备了强大的防御。他们的国王成宗（９８２—９９７ 年
在位）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北开到平壤。与此同时，在经过几次战役后，
辽军主力向前开进到清川江。正在这时，似乎辽军指挥官断定征服高丽是不
可能的